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本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合2006—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发挥减贫作用。（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服务渗透度的提升对贫困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包容性金融发展可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作用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作用于贫困。（3）稳健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农村减贫的贡献表现出较大不平衡性。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应持续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以更快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其次，要继续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金融 服务均等性，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优势；最后，要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注重地区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经济负债、金融稳定与明斯基周期*

我国是否逼近“明斯基时刻”成为当前经济关注的热点。本文首次基于明斯基周期核心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构建投资负债系统模型，应用面板VAR模型，从公司层面实证研究我国经济是否存在明斯基周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主体负债率在经济扩张期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性，负债对投资的负向影响在经济扩张期表现最为显著，上述两点结论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观点相冲突，说明根植于西方自由金融市场土壤的明斯基周期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当前阶段也存在“金融拖拽效应”，在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进一步明确去杠杆的重要性。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普惠金融与县域资金外流：减贫还是致贫*——基于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县域资金外流的影响，并验证了贫困县资金外流是否会产生致贫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如果普惠金融只注重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对减贫产生负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致贫效应。这种致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邻近县域的贫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彼此“传染”，并具有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因而需要客观认识普惠金融的本质，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有效的实施载体，解决好对信贷产品等关键金融服务的使用性排斥问题。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一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基于山东省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到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考察中,基于山东省的经验,实证检验政治关联、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1）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下属维度发展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促进企业发展;（2）金融生态环境会对政治关联产生“声誉替代效应”,当金融生态环境指数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会得不偿失。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现阶段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及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双重目标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金融体系制度性顺周期机制： 理论与实证分析

内生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属性会显著放大经济“繁荣-萧条周期”并导致金融不稳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启示之一。与传统文献关注金融体系“自身行为顺周期效应”不同，本文聚集于“制度性顺周期效应”，从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制度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三个典型事例切入，对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顺周期机制进行系统阐述。结果表明，根植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中间的制度性正反馈机制与经济波动程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如何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通过广义矩估计（GMM）模型估计发现,农村金融排斥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中,条件排斥、地理及营销排斥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价格排斥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回归方程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这四大排斥平均解释度分别为1075%,100%和1435%,农村金融排斥共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261%。此外,非农业就业比例的提高与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重要影响。因此,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并重、提高农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增加农村金融服务宽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微观波动及其对宏观政策的含义*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波动现状，讨论了企业微观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后企业微观波动（不能通过宏观、行业或企业特征所解释的企业层面的波动）显著增加；（2）企业收入、利润和就业波动的程度和趋势有所不同，就业波动相对平稳；（3）从企业波动对宏观政策的含义看，微观波动可能加剧企业“等待-观望”，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短期效应，更小的真实效果。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论“互联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但对其“分配效应”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没有研究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并且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变量、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在内资企业、内销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表现更加明显。对影响机制的讨论表明，使用信息技术在提高企业增加值的同时，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平均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初次分配更加偏向劳动。本文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CEO的财务经历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

CEO的财务经历有利于其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200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笔者的这一假设。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以及采用其他指标衡量融资约束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在外部融资条件较差时,CEO财务经历对于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CEO财务经历有助于企业提高投资绩效。这表明了具有财务经历的CEO通过提高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和投资决策的合理性,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在丰富高阶梯队理论和融资约束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于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