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同时结合历年居民住宅销售额,从通胀预期、家庭资产配置的视角对1992-2010年中国家庭流量资产配置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住宅作为非金融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流量资产中占比很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自身收益不敏感,但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敏感,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基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增加家庭房地产的配置,而过度预期又会造成房地产的超配。基于此,政府应当通过调控通胀预期、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等措施,引导居民更合理的资产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艺术品的金融属性：投资收益与资产配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近现代国画的微观数据,在资产配置中引入市场交易机制中的佣金变量,加入艺术品市场规模约束,采用重复交易法实证计量嵌入艺术品市场的投资收益特征并量化其资产配置效应,以测度其市场功能。优质的艺术精品具备金融资产风险和收益的基本特征,本文对艺术品资产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剔除通胀和佣金成本因素后收益率更加贴近现实,中国艺术品投资的实际收益率水平为1308%,表现出高于欧美市场的投资溢价;艺术品投资与传统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之间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能有效改善投资者资产组合的风险边界,可以成为资产配置优化和多样化的重要选择。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资产优化产品和工具。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中美日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研究

在经济波动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各国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对美国、日本和我国家庭实际的金融资产组合配置行为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出各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差异和规律,并提出了改善和优化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中国家庭寿险资产和其他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

本文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寿险和储蓄、股票、房产四类资产的选择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结合SUR和Probit、Tobit回归联合估计家庭几类资产的选择方程.主要发现,家庭寿险(股票)资产的持有率、寿险(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都是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家庭财务脆弱程度显著影响了家庭的寿险持有,但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挤出了三类金融资产,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负债的家庭更多地持有寿险,更少地持有储蓄.中国南、北方家庭的资产持有形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CEO的财务经历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

CEO的财务经历有利于其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以200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实证检验结果证明了笔者的这一假设。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以及采用其他指标衡量融资约束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在外部融资条件较差时,CEO财务经历对于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为显著;同时,CEO财务经历有助于企业提高投资绩效。这表明了具有财务经历的CEO通过提高企业外部融资能力和投资决策的合理性,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在丰富高阶梯队理论和融资约束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于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有重要的启示。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战略承诺、融资约束与债务选择*——债券市场支持了谁的战略发展

本文旨在从战略承诺视角考察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研究显示,自2007年《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实施以来,债券市场在支持企业的战略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性。但进一步研究表明,该支持作用只存在于所受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即：市场化进程较高、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的上市公司,其战略承诺越高时,越可能采用债券融资方式;而承受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的债券融资方式对战略承诺的敏感性则不稳健,或者敏感系数低于前者。这说明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了融资约束的限制,而非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来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规律,而无论其形式在中介与市场之间如何变化。该结论深化了对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理解。依据本文的研究,未来改革既要完善金融体系,更要提升企业负债能力,否则,市场将很难依靠它的内在机制达到均衡配置。     

房屋拆迁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文章基于心理账户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拆迁显著增强了家庭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意愿,提高了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重.财富损失预期在房屋拆迁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保险的正向调节.文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了新见解;同时,研究结论对拓宽居民家庭投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