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互动机理及协调度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反映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模型,然后采用200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并评价了各省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协调性。研究表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表现出明显的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梯度递减趋势;东部地区省份和大部分中部地区省份,社会保障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社会保障水平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从协调度所属等级来看,类似于＂橄榄球＂状,优质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基本协调和轻度失调的较多,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简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基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发现2001—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的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从协调等级看,优质、良好协调和严重失调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属于协调发展的中间类型,并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成因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年我国31个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来看,服务业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所有制结构、城市化率、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等变量都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北大核心

探索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为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论文通过构建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综合指数,探究我国农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演化规律,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相应建议。结果表明,2011—2020年间我国总体及各区域的耦合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协调度较低,处于濒临失调阶段。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增幅较为明显,如北京、安徽、四川等省份已进入濒临失调阶段,江苏、山东与广东3省已进入初级协调阶段;但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仍处于中度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缺乏优质的耦合协调省份。2020年,我国轻度失调与濒临失调省份较多,分别占比38.7%、32.3%,初级协调占比仅为9.66%。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调性研究

将创新划分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3种类型,构建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比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3类创新发展水平,并测度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3年间我国东部地区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处于濒临失调或勉强协调阶段,东部地区创新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应重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     

“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北大核心

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典型样本,运用2013—201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体系,测度“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基于GIS探求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研究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华东地区常年处于高位,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增幅较大,同时,随着各地区相关政策的落地,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有所降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多为绿色金融滞后型,深入绿色金融发展,积极引导绿色金融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利用经济发展的数量参数统计方法和地理空间匹配分析工具对安徽省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整体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2000—2007年,多数地级市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二者协调发展度呈下降趋势;地理空间匹配分析表明,17个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异规律明显,表现为中南部较西北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协调性水平高。由此看出,安徽省区域城市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地域性分片块状的特点,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辽宁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间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辽宁省的工业化水平、工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等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的工业化率对城市化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者间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系数相对偏低。提出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服务业和扶持中小企业,以提升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中国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分析

以西北地区为例,探讨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西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后者综合得分及其增长幅度均比前者要高;第二,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基本位于过渡区间并且多数是环境规制滞后类型,同时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提升趋势;第三,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主要位于环境规制强度系统内。基于此,提出生态理念先行、制度保障紧随、产业升级并行的对策建议。     

On Regional Unemploymen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ls in the UK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unemployment rates for the UK regions at NUTS‐II level. We use a mixture panel data model to describe unemploy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heterogeneous groups of reg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two clusters of regions in the UK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high and low unemployment rates, respectively. A major source of heterogeneity appears to be caused by the vary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clusters) of the share of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we trace its origin to the fact that the high unemployment cluster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er degree of urbanization.     

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研究

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作为城镇化的主要依托和核心追求,二者的关系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差异做出实证研究,并利用ArcGIS将其空间显化。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呈现先增后减再增趋势；二者的协调度自西向东逐步增加,耦合度无明显分布规律,总体呈高水平耦合状态；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在城市群间的差异显著,但城市群内部的差异逐步减小。从土地出让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为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化总体水平低,城镇结构不合理;城市化滞后导致乡镇工业结构调整缓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业产业化现代化难有实质性推进。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应根据增量城市化与存量城市化的不同形式,采取不同的对策。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法治环境、城市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题中之义。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化进程和法治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但法治环境的作用不够显著;出口贸易和FDI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后,文章根据计量检验结果解释了相应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