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长期存在系统性的预决算偏离问题,这会导致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约束力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大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度的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之策.利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的偏离度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存在系统性超收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追求GDP高速增长,并策略性地低估GDP预期增长目标,这为政府性基金预算超收打下了经济基础;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动机和策略性行为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深层次体制成因.因此,在提高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既要从预算技术层面入手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更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彻底解决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问题.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以往分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文章通过构建以中央政府行为为外生变量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型,对在中央政策给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种种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对地方政府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对垄断部门实施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对地方官员的"公关"、民企参与国企改组迟缓等现象做出了解释.借助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国家审计监督、财政透明度与地方预决算偏离

减税降费和压减支出是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预决算偏离度是政府预算管理能力的数量体现,对上述两者意义重大。文章基于2011-2016年的省级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从预测偏离与执行偏离两个维度,分析了国家审计监督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支出预决算偏离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监督力度越强,支出的预测偏离度越低,执行偏离度越高;地方的财政透明度越高,支出的预测偏离度与执行偏离度均越低;国家审计监督通过硬约束和强问责机制威慑违规支出行为,提升地方的财政透明度从而影响预测偏离和执行偏离,财政透明度对预测偏离具有中介作用。研究验证了约束有力与公开透明对预算的治理效应,揭示了两者在预算编制与执行环节的不同作用机制。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     

地方财政行为异化问题研究

我国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现阶段,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利益要求,地方政府在总体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违背中央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对资源配置、公共利益和政府形象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转变地方财政职能,加强地方财政监督,是规范地方财政行为的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刻，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的过程中，仍需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本文对省际层面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构建SARAR模型开展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以经济增速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逐底竞争”。环境因素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经济增速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作用得以弱化。财政分权下，财政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能力和动机，一定程度上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负面作用。但财政激励的弱化又间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强化环境绩效竞争则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本文对引导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逐底竞争”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逐顶竞争”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党代会召开、监察力度变化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通过对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中国经济波动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密切相关。每次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较平时下降约3.3个百分点;而党代会召开后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高出平时约2.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表明,党代会前后的经济波动与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变化有关。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加强,这会限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速双双下降。党代会之后,相关压力的减轻使得政府监察力度下降,在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和偏向于投资建设的财政支出增加,使得经济增速上升。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政府竞争、企业上市方式与政企间利益输送——来自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转轨经济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将政策资源向有利于自身政绩的方向倾斜。文章研究发现,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上市并给予大量政策扶持的原因,对于市场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中国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选取中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竞争、债务绩效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债务竞相扩张，且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地方竞争对债务绩效和规模的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税收和投资竞争因“棘轮效应”和“挤出效应”均推动了债务规模的快速攀升，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效应；行为动机作用下，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空间准自然实验分析结果表明，预算约束硬化在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冲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地区财政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新时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角度谈绩效评价机制设计

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其经济行为取向受制于中央的政策期望和评价激励机制。不同时期的中央政策期望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不同特征。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评价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力量的缺失和负面外部效应的不断累积，建设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后危机时代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风险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各种效果的显现,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受到了一定关注。以及今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的凸显也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研究进一步加深。从地方政府的支出、收入以及政策博弈行为三方面加以分析说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的必要性。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