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企业“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及其总体定位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生产和分配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企业“做蛋糕”和“分蛋糕”的相互关系;企业“分蛋糕”要坚持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原则,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必须先“做大蛋糕”,后“分好蛋糕”,这是两者的总体定位和运作方向。     

科学切分河北省财政“蛋糕”研究

做大做强财政"蛋糕"是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切好财政"蛋糕"直接关系到建设目标实现的程度和效果。本质上讲,切好财政"蛋糕"同做大做强财政"蛋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在社会财富的积累期,"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基础与前提;另一方面,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分好蛋糕"能够创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有助于财政"蛋糕"持续做大做强。因此,当前既要全力将财政"蛋糕"做大做强,同时又要科学合理地切好"蛋糕",促进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建设。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可复制、共享性、低成本等优势,有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把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研究,从发展生产力、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研究“做大做好蛋糕”“切好分好蛋糕”的实践逻辑,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制与动态调节效应研究

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是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充分测度中国各省域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赋能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缓解财政压力两条路径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门槛回归发现，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动态调节效应，在政府治理效率、财政透明度、技术创新氛围和人口密度四个变量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用递增的动态特征。该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刻理解“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社会财富“蛋糕”分配的公平正义之维

当下的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凸显。要通过发展经济,在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确保不同社会阶层都能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做大"财政蛋糕"加快经济发展

财政建设要按照市场的需求，综合运用税收政策、国债、贴息等手段，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积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为人民谋取福利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本文立足于财政体制改种的新机制、新思路、新方式，分析了实现经济发展和资产的有效利用的合理手段，以期做大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蛋糕”。     

数字技术、经济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分析数字技术发展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基础上,采用 2011—2021 年 27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技术发展指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经济效率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以及深化劳动分工等途径提升经济效率,进而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形成间接促进效应;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于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实现向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此,建议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数字化政策,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效应,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用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维度构建了测度共同富裕水平的指标体系，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了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显著的提高了共同富裕水平，在进行了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代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及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中介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采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模型，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存在“边际”先递增后递减效应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基于地区创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科技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系统研究科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为了控制内生性，以地区中华老字号认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结论一致；且科技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存在区域异质性，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增；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地区创业和城乡收入平等化，最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推进共同富裕的蒋巷实践与价值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蒋巷村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强村富民目标，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和共产党员模范作用，以“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勤劳创新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相统一，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富口袋与富脑袋的统一。蒋巷村的历史实践证明，要着力在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走出“搞农业不能发家致富”等思想误区，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逐步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最强音，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且这种助推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等构筑共建机制、共富机制以及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参与共建与共富的条件和机会，提升致富能力，进而创造丰盈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丰裕的精神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进而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助力共同富裕。     

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移动支付与县域经济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托于数字技术的移动支付能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能？文章使用2016-2020年中国县域数据及北京大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移动支付指数每提高1%,县域实际GDP提高约1849万元。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约束、缓解市场规模约束以及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是移动支付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贫困县、西部地区、低经济发展区域的经济有更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表明移动支付能够发挥普惠效应,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推动力。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存在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为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增长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