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间品贸易网络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开放经济下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问题。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等，基于佩奇方法估计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进而研究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如何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表明，提升企业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使用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检验、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缓解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通过要素成本、技术进步和工资提升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发现，加大教育科技支持力度、提高国内上游供给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助于缓解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活动为代表的三次分配机制，加大财政、教育、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提升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进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     

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反垄断法》实施的证据

在强化反垄断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外生冲击，研究了市场公平竞争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垄断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反垄断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中较强，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拓展性研究发现，降低垄断利润、提高自主研发强度是《反垄断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抑制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21年企业层面数据并将专业化分工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相较于民营企业，数字化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第三，相较于内部控制水平低的企业，数字化对内部控制水平位于前25%的企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意味着，为了加快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政府应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同时，应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在生产运营等环节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协同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文献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标准。即使数据口径一致,劳动收入份额也很难完全符合Kaldor事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格局最根本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其他因素可通过它们间接地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分析倾向于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多由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解释,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还可解释国家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则更多由产业结构变化所致。对有偏技术进步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多围绕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系数的估计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实现展开。市场偏离完全竞争造成的扭曲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垄断和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均是代表性因素;要素市场中,重点讨论的则是劳动和资本的谈判能力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