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基于市值管理的视角

当前，数字化概念正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数字化转型信息可能成为企业市值管理的手段。本文以2007—2019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操纵行为。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会在年报中披露更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即在股价下跌、融资约束、业绩压力的情况下，该现象越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热度越高、信息环境越差，企业越有可能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进行市值管理。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会带来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产生股价提升效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信息的同时并未相应增加长期投资。研究为监管部门防范治理概念炒作乱象，规范股权质押后的信息披露行为，降低金融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期望落差下的“使能”创新

在动态竞争环境下，管理者能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的关键要素。在构建数字化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都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资源整合能力尤为重要；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低于历史和行业期望时，能力强的管理者更趋向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这种管理能力高低和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较高治理水平的企业更为明显；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这种提升效应具有时间持续性和后续“韧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不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的理论解释，为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的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作用条件来看，高管风险偏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与传导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信息处理理论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与转型机制——基于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国有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与重构产业生态的重要战略。本研究基于信息处理理论,以“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实现机制以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信息处理需求,驱使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其信息处理能力。其中,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环境不确定性、任务不确定性和任务依赖关系的不确定性;(2)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横向关系,投资垂直数字化平台以及两者之间不断迭代进行数字化转型;(3)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绩效,重构产业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信息披露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的必由之路。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与企业竞争力并未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均存在异常披露行为。第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二维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模式,发现在“言行一致”的披露模式下,企业数字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程度的路径实现;而“多言寡行”的策略性披露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