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保险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来自WVS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     

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出发

采用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即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并利用CGSS2010年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是否关注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越严重,家庭消费支出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越低;环境污染是否严重不会改变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环保意识不会影响其环保意愿,但会影响其环保支出意愿,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家庭有"搭便车"倾向;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收入差距会改变人们的环保行为。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中国三部门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经验分析

本文将储蓄分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的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三部门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本文还发现中国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并从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也无法拉动投资率上升.     

福州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研究

幸福是一种愉悦的心理感受,是人们生活的追求,同时也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福州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影响公众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因素有10余种,主要包括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及精神文化生活等。通过图表分析,展示了这几大因素与居民幸福感的具体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善居民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寿命预期、教育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

预期寿命的降低会减少私人储蓄水平、私人教育投入和实物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而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健康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预期寿命,提高私人储蓄、教育投入和实物资本投资,抑制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种内在的影响机制。研究还发现,这种内在的影响机制在中国不同地理区域上存在较强的差异性,这为促进我国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环境不平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债务融资、成长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对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债务融资和成长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债务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在低成长性公司中这一关系尤为显著。在低成长性公司中,A股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上市公司显著,香港中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本地上市公司显著。     

关于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2年期间样本数据考察了储蓄、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协整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低下是制约资本形成的关键原因。进一步基于VAR系统的脉冲响应检验结果证实我国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同时投资行为具有自我积累效应。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指出如何通过形成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和转化过程的竞争性来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双重不确定性下的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对“中国储蓄之谜”的另一种解读

基于2012年广东省调查数据,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研究预防性储蓄对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1）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高储蓄率是通过“节衣缩食”、维持基本生存消费来实现;（2）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不确定性相关,技能程度、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年限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3）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在流入地购买社保、户口性质等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中国储蓄之谜”的研究领域,为加快实现流动人口城镇化、推动流动劳动力市民化融入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民幸福变化与区域差异比较

国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幸福感的变化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wor l d val ue sur vey)的五次数据,文章重新考察了人均国民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收入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先降后升并且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2)不同省份的水平比较显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没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许多贫穷的省份反倒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一些富裕的省份幸福感很低;(3)不同区域的垂直比较发现,幸福感指数的变化总体上与国家幸福指数有相同的趋势,但不同的地区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差异;(4)中国的"收入——幸福悖论"需要纳入非收入因素,才能合理地解释不同省份和区域的幸福感变化趋势与差异。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分析

始于2003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居民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可以增加居民当前消费。通过对比2004年、2006年参合家庭与未参合家庭各营养物质摄入量,本文得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将显著增加居民热量、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摄入量;以货币计算,200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将使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人均增加约81元,相当于2004年人均财政投入的3.06倍。该结论对缓解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经验证据

<正>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以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为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降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带来了幸福感的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测度了31个省市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居民幸福感的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降低收入差距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溢出效应的重要机制。此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溢出效应在青年人群体以及中西部区域更显著。本文从幸福感的视角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和人群溢出效应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