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治理转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路径探讨

研究目的：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转型逻辑,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路径。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属于在地化的空间管制创新模式,是在新的价值理念与治理需求引导下的空间治理转型实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治理目标是实现国土空间系统性、激励性与高效能管制,其治理逻辑是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小闭环嵌入到国土空间治理大闭环之中,实现自然资源部内部治理“小协同”与以自然资源部为核心的多部门治理“大协同”联动。（3）可从构建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优化系统治理的“三条控制线”划定及管制规则、规范与创新国土空间用途管理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多部门权力协同机制以及利益调节机制等方面探索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完善路径。研究结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涉及多学科交叉、需要理论联系实践,将来研究要加强理论综合支撑顶层设计、关注区域差异鼓励地方创新以及尊重主体利益提高管制效能。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内涵认知与体系构建

研究目的：把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内涵认知，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与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经历了空白、雏形、确立、发展、完善到统一的6个阶段变化后，其现实需求与发展目标也随之改变，现阶段的管制需求主要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制目标主要是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质量。（2）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构建可从计划管理、空间准入、用途转用、实施许可、监督管理等环节入手，其中计划管理、空间准入、用途转用是事前计划环节，实施许可是事中管理环节，监督管理是事后监管环节。研究结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作为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工作，应在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开展基础研究，深入了解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各层级的实施机制、传导机制。     

中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性问题思考

研究目的: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科学内涵,讨论新时代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基础性问题。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对象是一个空间、属性与行为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管制实施中需协调好实体空间、功能空间与管理空间的关系。同时,异质性、动态性与尺度性等主要空间属性影响着管制实践的效率。(2)新时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完善了用途管制理念方法,但实践的滞后性引发了系统治理思维与分区分类管控的矛盾,空间尺度性与事权划分不匹配,管制手段中审批与许可关系不清等问题。(3)机构改革为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带来机遇,但管制主体的职能界限模糊与"上下不对齐"的治理结构设置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结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容体系逐渐完善,但基础理论认知和管制实施的矛盾仍旧突出,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     

“三区三线”为核心的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研究

研究目的：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厘清“三区三线”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的逻辑关系，并提出管制分区的创新思路，推进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建设。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三区三线”以“双评价”为科学基点，是整合空间类规划分区的核心举措，是用途管制的重要抓手。（2）“三线”与“三区”的区别在于，“三线”兼具“功能区”和“管制区”的双重属性，而“三区”则侧重于“功能区”，因此需要在“三区”基础上，结合“三线”，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体系。（3）以“三区三线”为核心的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首先，需要建立与空间规划体系相适应的、科学的“双评价”范式；其次，构建“适宜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三区”格局优化模型；最后，依据“划管结合”原则，综合考虑功能和管控的双重要求，提出功能区与管制区融合的分区思路。（4）分区管制策略重点回答“不能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可以怎么做”等问题。研究结论：划定“三区三线”是为了建立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相协调的时空秩序，规范人类对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各种行为。今后在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的基础上，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可落地、易管理的空间用途管控制度。     

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与事权清单探索

研究目的：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的背景下，探索自然保护地事权清单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判定方法，为协调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的发展与保护、中央和地方两类重要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公平兼顾原则和政府纵向间约束机制三类理论出发，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方法，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和权责。研究结果：（1）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面临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范围难界定、利益主体多元的三重特殊性。（2）兼顾效率、公平和稳定原则，按照“职责判断—效率评估—公平界定—风险衡量”4阶段的事权判定流程，可实现了事权的清晰划分。（3）形成涵盖中央事权58项，共同事权75项，地方事权39项的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的事权清单。研究结论：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与治理难点，明确各类公共物品供给职责，规避民众统治风险和地方代理风险，实现效率最优决策和治理公平，是自然保护地委托代理机制成功的关键。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治理：从理论 逻辑到实现路径

研究目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国土空间治理的新要求及理论逻辑,为助推中国式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路径支撑。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归纳演绎法和逻辑推理法。研究结果：（1）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国土空间治理有必要在人地协调、公平均衡、特色鲜明、绿色高效、稳定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2）归纳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土空间治理之间所存在的系统协调、协同共生、演绎交互、调适匹配、包容共区5大理论逻辑。（3）由于区域间和城乡间差距（宏观）、产业间和地类间竞争（中观）、部门间和主体间博弈（微观）,国土空间治理落实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仍有较大差距。（4）从规划引导、用途管制和实践行动出发,提出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调适匹配与差别管控、精细治理与共治共享的中国式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结论：国土空间治理将始终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和整体逻辑去反思治理路径,可为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治理内涵外延和理论实践提供有效参考。     

国土空间开发强优势区的理论认知与政策机制设计 ——基于优势区原理的思考

研究目的：从国土空间开发优势区原理出发，探究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改进路径，提出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需求下国土空间开发强优势区治理模式的政策机制，为中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理论演绎与分析。研究结果：国土空间开发强优势区是对传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思想的深化，是集传统经济优势和政策优势为一体的具备区域空间比较（主导）优势的一种空间（经济）单元，表现一种约束和引导土地资源空间格局的专门化配置方案；在传统经济优势空间格局配置的基础上配以差别化政策体系，具有土地资源主体功能分工协作效率的比较优势，具备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改进的时代意义。研究结论：在综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追求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理念下，加快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形成地域空间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强优势区治理模式，应构建以土地市场机制、政策（政府）调控机制、社群监督机制协同并进的国土空间治理政策（机制）体系。     

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衍生路径及抑制

研究目的:探寻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衍生路径及抑制措施。研究方法:现象溯源法、个案分析法和综合归纳法。研究结果:土地用途管制弱化了私人土地财产收益的最大化,在减少土地利用市场外部性的同时,产生了价格不菲的经济租。寻租行为在土地用途管制中的发生类型呈现出独占型寻租和竞争型寻租两种,但其有着共同的衍生路径和动因。研究结论:可以通过合理化财产权结构、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执行力、健全诉求机制和设置制度创新平台等措施对寻租行为进行抑制。     

日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与启示

研究目的:系统梳理日本国土空间的用途类型以及管制措施,为中国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日本国土空间规划与法律体系具有权威性,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了立法支撑与制度保障;(2)日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各部门、各层级职权清晰,能够统一协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作;(3)日本尊重国土空间使用类型的多样性,实施刚柔结合的用途管制制度;(4)日本重视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保证了规划的实施效力;(5)日本重视国土空间的系统性,保障用途管制的整体性。研究结论:日本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对中国有所启示,主要包括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立法、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机制、确立常态化的多维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体系、构建刚柔结合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格局、提升国土空间管制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演进历程、发展趋势与政策创新

研究目的: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沿革、发展趋势与政策创新。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土地用途管制阶段、生态要素用途管制阶段、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阶段、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阶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契合、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契合、与各类空间政策相契合、与信息融合相契合;(3)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机制要综合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技术手段,考虑不同层级政府的分工、不同部门的分工,建立指标+空间+清单的管理模式;创新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探索建立可交易发展权的政策设计;(4)高度重视法律法规在空间用途管制中的作用,强化依法管制、依法治国、高效治理等要求,并做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技术支撑。研究结论:从提高制度协同配合效率角度审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把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中的机构改革、技术调整、空间规划和政策延续等关键内容;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共同提高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水平。     

累退税、土地市场与地权配置

研究目的:在土地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分析累退税制度对地权配置的影响。研究方法:历史文献、逻辑推理与案例比较。研究结果:(1)人头税与土地税实际上均与土地挂钩,导致了事实上的土地累退税;(2)明朝的士人优免制度形成了制度上的土地累退税;(3)豪强与权贵具有更强的逃税和避税能力,造成了事实上的土地累退税;(4)中国近年来具有土地规模累进特征的农业补贴制度,对地权配置的影响起到了与土地累退税类似的效果;(5)具有土地累退税特征的财税制度影响了土地市场运作,促进了地权集中,导致了效率和公平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应改革具有土地规模累进特征的财政补贴政策,实现单位面积农业补贴的均等化。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土地利用优化调控

了解土地利用优化调控的内涵及基本模式，国内外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进展格趋势，对研究LUCC与我国土地利用调控的结合方式和途径具有重原意义。对此，本文作了系统的阐述并进行探讨。     

土地退化与土地养护

土地退化是指在各种自然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土地质量及其可持续性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的物理的、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其中,土地质量则是指土地的或健康状况,特别是维持土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土地持续利用及促进动植物健康的能力。土地质量的核心是土地生产力,其基础是土壤肥力。土地退化的形成既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土地退化或土地质量下降往往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和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产物。土地退化不仅危害资源环境,也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土地退化形成的原因还是从后果来看,土地退化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社会、经济性质。     

土地投资与土地基金

介绍基金投资，土地投资和土地基金投资，并说明土地基金投资的三项有利之处，最后介绍了土地基金运营方式及其优缺点。     

土地整理的产权经济关系与土地价格评估

土地整理投资、整理地块经营使用及产权转移均涉及其产权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且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土地价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先针对不同土地整理方式分析其产权关系和经济关系,再从土地整理开发投资的角度分析土地整理投资与土地价格的关系,讨论了整理地块价格评估的方法,并提出整理地块的价格评估应以产权关系为基础,遵循市场规律、公正地评估其公开市场价格,引入价格机制促进土地整理的顺利发展。     

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三个范畴的探讨

近年来,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土地资本三个词被频繁使用,究竟这易替代、易混用的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转化的呢?现从资源、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出发,分别探讨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的内涵,可以看出三者之间的区别,并进一步分析出三者之间的联系,最后指出了三者之间的转化机制。     

当前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整理在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针对土地整理工作实践,分析目前新增耕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措施,通过加强农村土地整理管理,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地保有量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土地文化与文化土地内涵分析

土地文化与文化土地内涵丰富。土地文化类型多样,具多元性、技术性、实用性、美学性等特征。文化土地建设迫在眉睫,其建设遵循的是自组织系统观、多元价值观和高品位审美观,目的是体现土地的真实价值与美学价值。     

浅议土地整理与土地生态保护

目前,一些地方在开展农地整理工作时,片面强调增加耕地面积,改进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却忽视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致使土地整理后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进而危及土地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1.土地整理项目忽视生态效益的原因分析。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上看。现阶段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制定的时候往往着眼于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土地的质量、达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改善生产条件以及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对于土地整理的生态保护这一要求考虑甚少,也缺乏对土地整理规划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合理性的论…     

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的影响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督察对土地出让市场市场化的作用效果,为充分发挥土地督察制度效应,促进土地市场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具有显著作用,例行督察比专项督察的效果更优。（2）由于实行专项督察,2007年和2008年被督察区域土地出让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5.71%;2008年由于实行了土地例行督察,被督察区域比未实行督察时期提高了17.39%。（3）土地督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土地市场的发展,但是在强度和广度上还存在差别。今后还需结合土地市场的建设,借提高土地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完善健全土地督察制度,使土地督察制度更充分地发挥制度效用,进一步促进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