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 内部控制质量与代理成本

以2000-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随着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越来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CEO为男性的样本中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     

产权性质、代理成本与并购绩效

本文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考虑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代理成本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与并购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     

内部控制、治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以及不同治理环境对内部控制治理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或更为充分的内控信息披露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有助于抑制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治理环境越差的地区,内部控制治理效应越高。这说明,对于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地区,内部控制可能成为补偿弱投资者保护负面影响的一种替代机制。本文研究意味着,近年来推出的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此外,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对于治理环境较差、投资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非国有股东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停留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讨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提高国有企业经营与治理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仍缺乏大样本的经验证据。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制度背景,从内部控制视角,通过手工搜集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东持股数据与人员委派数据,考察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水平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本文发现,非国有股东在高层治理维度的参与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且上述提升作用只存在于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本文不仅丰富了股东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相关文献,更直接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媒体监督、内部控制质量与管理层代理成本

基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角度,研究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的作用;不同性质的媒体报道对不同产权背景下企业的监督治理作用不同;同时,媒体监督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互补关系,二者的整合治理能更有效地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保护相关者利益。     

终极控制人性质、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风险

以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转型经济环境下终极控制人性质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越大,企业风险越高,但缺陷修复能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的风险程度显著更小,但相对央企而言,地方国有企业更容易出现风险,尤其在治理环境差的地区,地方国企的风险程度显著更高。研究表明,不同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导致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风险的不同影响,这既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也进一步昭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成本粘性视角

数字化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了企业商业模式的深层次变革。本文基于成本粘性的视角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效应和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成本粘性，该效果具有一定持续性，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路径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内部控制和降低调整成本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抑制成本粘性。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该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在处于中部、西部省份的企业中更显著。     

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研究

由于现在上市公司存在两权分离的状况,企业持有自由现金流量会产生一定的代理成本问题.为了抑制其产生的代理成本,本文在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出发,选取我国深沪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的关系,希望通过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合理控制自由现金流量,从而降低其代理成本.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机构投资者参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了吗?

通过分析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现象,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机构投资者参与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水平不足;(2)相对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更显著,即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3)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影响更显著,即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通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带来企业内部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企业投资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多个大股东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吗?

本文以2003~2015年的27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存在单一大股东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违规倾向,并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多个大股东与公司违规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在更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得到显著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超额薪酬,为多个大股东加剧公司代理冲突,降低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证据。本文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制度背景下非控制性大股东治理效应的理解,为监管部门更有效地实施监管和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提供了参考。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与鉴证报告会降低资本成本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能够释放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有助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而由审计师出具的内控鉴证报告则是对管理层所披露的内控信息公允性的鉴证。本文以2007至2010年期间沪深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这一结论对于国有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同样成立。本文的结论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推进内控披露制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为公司管理层的内控披露决策提供支持依据。     

代理成本、内部控制与企业腐败

腐败侵蚀社会财富、阻碍经济增长、破坏民主政治,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反腐已成为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企业腐败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代理成本、内部控制和企业腐败的关系.实证发现:代理成本与企业腐败正相关、内部控制能削减代理成本,对企业腐败具有抑制作用.进而为抑制企业腐败,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依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内控"水平"与企业价值——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6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内控"水平"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内控"水平"的提高却具有"黏合剂"作用和"抑制调节"效应,即随着内控"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逐渐被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即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内控"水平"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果为全面理解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和内控"水平"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将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督、内控建设的加强和内部治理决策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治理、利益侵占与债务成本

本文分析了内部人利益侵占和地方治理环境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人利益侵占导致了公司债务成本的上升;而地方治理环境的不同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一年地方GDP增速放缓导致的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削弱了债务成本对利益侵占的敏感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融资层面打开利益侵占和地方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影响的黑箱,并对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控制中的控制: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为何重要?

本文构建了一种基本的量化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质量水平进行了量化,并据此考察了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有助于促进内部控制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内控缺陷认定标准与其他内外部监督机制具有协同效应。在审计委员会作用更强、外部审计质量较高及市场化程度更高情况下,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对内控质量促进作用也更明显。上述研究发现表明,监管层面应加强企业内控缺陷认定标准的质量监管,以推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总体提升以及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有效落地。     

ESG评级分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

ESG评级搭建起了投资者和企业联动的桥梁,但目前国内外关于ESG评级的标准并不统一,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公司的ESG评级分歧会影响投资者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具体来看,ESG评级分歧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但也显著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因而最终表现为企业整体投资效率的提高。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ESG评级分歧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代理问题较少的企业,ESG评级分歧对民营企业和代理问题严重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货币政策、负债融资与股权代理成本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研究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结合考虑公司产权性质,研究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负债融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融资在紧缩货币政策下能有效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但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负债融资抑制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在这些公司上较差;同时,短期负债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好于长期负债。因此,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公司应调整融资结构,适当提高负债融资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融资的比例,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