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基于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看城市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极低，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颇多。究竟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完全归功于计划生育政策，还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自然机制已经形成？本文基于主观生育率的决定模型，探讨在没有生育政策和避孕措施缺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主观生育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在主观生育率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城市化对生育的成本-效用的影响。     

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问题研究

育龄妇女生育率偏高，会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和消极影响。从昭通市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特点入手，深入分析其生育率偏高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应发挥政府领导作用，采用政策、法律、利益导向、教育文化等对策，综合整治生育率偏高问题。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中国生育政策与生育率趋势研究

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提前进入超少子化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放宽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育率短期激励提升作用明显,其中对二孩及以上平均生育率、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镇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激励提升作用较为显著。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仍将持续下行。遏制生育率下滑趋势,需要制定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建立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体系。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未来我国人口生育率面临下降压力

人口生育行为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除受生育政策影响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妇女受教育的改善以及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仍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以扭转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现状,确保人口与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房价上涨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房价指数纳入新家庭经济学标准生育率方程中,运用Johansen检验与ECM模型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育率在长期中服从单位根过程,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行为产生累积效应;（2）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我们的研究从实证上为新家庭经济学提供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证据,这些证据与结论对中国在经济增长、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政策的长期调整和住房价格的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从法j聿平等到事实平等——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与完善

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虽然国家在法律、政策上已经确立土地权益男女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实践,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被非法侵害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出现了“法律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尴尬局面。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缺失不仅受成文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而且更受经济、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间法等非成文化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需要加强法制宣传、更新传统文化观念,不断完善法律规范和调适国家政策,并在法律的框架内有效纠正、监督民间法,为农村妇女维权提供有力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渠道。     

生育支持、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内生化隔代抚养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儿童津贴和公共托育服务，考察生育支持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儿童津贴会降低生育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加大生育支持力度能够提高生育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育支持结构。当生育支持结构偏向公共托育服务时，生育支持力度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关系，反之，二者呈正向关系。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伴随生育支持力度的加大，合理调整生育支持结构可以实现生育水平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     

社会迁移对永久性迁移人口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对角线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长期迁移人口(户口随着人的迁移而变动的人群)的生育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基于3*3流动表格基础上分析人口流动的方向、距离和地域对生育率的影响,并通过将社会划分为农村阶层(农村和小镇)、准城市阶层(郊区和一般性城市)、城市阶层(包括省会、北京、天津和上海及其外围)来检测社会化假设、适应假设和选择性假设。结果显示人口迁移前后社会各阶层的生育率发生了改变,并且在方向和广度上发生了变化。短距离的向上迁徙可能增加生育率,而长距离的向下迁徙也可能显著地增加生育率,同时长距离的向上迁徙将生育率限制在了一定水平。相比原有阶层,在东西部地区迁徙的人对生育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同时中部地区的原有阶层相比迁徙阶层对生育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2008年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自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低生育水平、低生育率的后果及低生育水平的应对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学界深入探讨低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对低生育水平的社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成为2008年低生育水平后果研究的热点。对2008年中国生育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目前,-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

从生育控制的视角,运用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生育性别比的关系,得到了在生育性别自然规律下达到生育目标最低生育率YFR唯一存在的结论。给出了生育目标YFR的计算方法。探讨了YFR在生育性别监测和预警中的应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政策取向研究——基于山东及部分二孩试点地区的经验分析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和市民收入出现多元化,现行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难以继续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城乡统一生育政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的计划生育效果,当前的人口形势,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政策生育率,国际社会的经验等问题,提出了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项经验研究:基于621份调查问卷的数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相对于传统的生育意愿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包括经济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项经验研究,对621份调查问卷作了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有-定的影响,但影响有限;且同时表现出-定的滞后性。这和中国受浓重传统文化影响且目前社会养老制度不健全等因素有相当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