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中介模型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高技术产业集聚视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绿色创新异质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而借助Hansen门槛回归思想,从高技术产业集聚视角,实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近十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拉升迅速,但区域不均衡性明显,尚未形成绿色创新发展的区域间有效联动;(2)从门槛检验来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溢出作用显著存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三重门槛效应;(3)从影响机制来看,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当且仅当省域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1.156时,OFDI溢出的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显现,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水平、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政府支持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的升级效应与碳排放——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纳入空间因素,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呈现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由促进到抑制的倒"U"型特征,这意味着二三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其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在考察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制定相关区域性经济政策时,要着重注意倒"U"型曲线的拐点问题。     

集聚密度、集聚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最优集聚密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集聚密度与集聚规模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变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规模—效率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密度—效率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密度—效率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分类调整其在城市内部的布局。     

政府发展性支出、产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2)利用中国2004—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论假说;(3)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517和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运用我国2007-2018年30个省、市及自治区(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产业空间集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突变.当金融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当金融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技术创新仍然具有正向作用,但表现出边际贡献递减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     

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FujitaThisse理论模型为基础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进行了理论分析,理论推导结果显示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半岛城市群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表现为"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初期推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集聚引起的负外部性会抑制经济增长。针对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理论分析和结论启示。     

产业集聚、FDI与环境污染——来自安徽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安徽省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有力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