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集聚如何影响生态环境

以产业集聚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利用2010-2016年天津市南港工业园、逸仙科学工业园、现代产业园与微电子工业园4个制造业产业园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关系,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存在正负两种外部性效应,具体作用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关系中作用不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会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当产业集聚水平较高时,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制造业产业集聚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不显著。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也是我国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提高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也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外资对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近几年来,浙江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发展迅速,行业集聚水平较高且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外资投入在整个产业中处于高水平.文章从产业集聚的三个主要原因着手,分析FDI对该制造业集群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本文针对浙江信息制造业集群目前存在的低集聚效应问题探讨如何提高该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的创新驱动效应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及二者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创新进而驱动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类型集聚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方面的创新驱动效应水平差异，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正向驱动作用不显著，创新在其集聚驱动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高技术制造业集聚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相比单个产业集聚，二者协同集聚对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驱动作用，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3项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FDI与环境污染——来自安徽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安徽省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再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有力地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2005—2009年的产业层面数据,从实证方面就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工资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其进入过程中,通过影响工资效应的两个传导机制即技术外溢渠道与劳动力市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入手,将中国制造业的28个细分行业分为4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在控制了研发费用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和行业规模等后,采用非线性门限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对本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递减),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先正后负的影响。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切忌走入盲目集聚或降低集聚度的误区,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要素特征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集聚政策。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并通过区位熵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利用面板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不高,二者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较为缓慢;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劳动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2年我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层面探讨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科技投入、环境规制等条件下,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关系,并且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以中低集聚度为主,处于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之间。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赢。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外开放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VAR模型分析

对外贸易、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吸收海外人力资本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其对提升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深入探讨了对外贸易、海外人力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运用VAR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外贸易和利用海外人力资本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存在较强的正效应,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则存在一定局限性。     

外商制造业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正外部性的实证分析

发展中国家扩张密集使用中间品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技术主要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严重的产业拉动效应溢出问题，如果外商投资企业中间品的当地采购比例过低，就会给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利用模型对外商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是否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正外部性作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