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国际创新合作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吗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中国推动质量变革、打造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07—2015年国际专利合作数据，考察了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创新合作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欧创新合作、医药制造业创新合作、低效率创新企业及连续出口企业的创新合作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更明显；国际创新合作通过提升创新质量和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合作伙伴国的制度质量对国际创新合作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从复杂网络视角，国际创新合作伙伴的网络中心地位传导效应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为创新推动中国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出口质量影响了出口波动吗——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时,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增长之谜",对危机冲击时的贸易波动重视不足。利用2006-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需求侧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多样化效应作为较高的出口质量能够抑制出口波动的重要渠道,大约能够解释1/2的抑制作用。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通过高收入国家较高的消费比重、较低的需求波动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抑制了出口波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金融危机期间该类产品较高的需求波动加剧了出口波动。此结论可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稳增长"的外贸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行业层面数据的研究

使用CEPII中BACI-HS02微观贸易数据库，运用"质量-调整"价格法测算了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选取2007~2016年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借助OLS法以及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将通过技能溢价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扩大工薪差距，劳动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扩大工薪差距也具有显著影响。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其中技术进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则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表明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缩小工薪差距，政府应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企业应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中欧投资协定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基于OFDI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欧CAI谈判完成的背景下，文章概括了中国对欧盟OFDI及中欧贸易特征，总结了中欧BITs升级的政策背景及主要内容。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OFDI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中欧BITs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BITs升级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中国对欧盟OFDI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且中国对欧盟OFDI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强，这将有利于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变革，加大投资开放力度，中欧双方需加快推进中欧CAI批约进程，力争推动该协定早日签署生效。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商品技术结构及其竞争优势的影响分析

在探讨了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贸易机制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及竞争优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危机重挫了我国的出口，各类技术品出口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中技术产品所受的影响最大，其最先感受到金融危机、出口下降最剧烈以及出口复苏最慢，这说明了金融危机对我国比较优势“锁定效应”和导致出口结构的“弱化”。     

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影响——基于中国自贸区协定的实证分析

基于Melitz&Helpma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FTA对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影响,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与其签署FTA的17个伙伴国的HS-6位编码出口商品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中国签署的FTA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但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只有当伙伴国为发展中国家时,FTA的实施才会对出口商品多样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发展中国家关税的1%的降低将导致中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种类数量0.061%的增长。此外,中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协定国GDP的增长、协定国相对物价水平的升高、贸易双方政治制度差异的缩小、运输成本的降低都将带来出口商品种类多样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多样化水平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与周边国家签署FTA的进程,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商品多样化,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的门槛效应与国别差异——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人均收入的实证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进而以双门槛模型探究各国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非线性"变化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1）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存在正向作用。（2）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加不断下降，所有国家从逐利向消费阶段转变；对进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升后降，10国处于作用较小且呈增长趋势的初始阶段，27国处于作用最大化的逐利阶段，4国处于作用最低的消费阶段。（3）相同人均收入区间内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与贸易合作时，中国应准确把握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国别差异，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应对策略。     

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的门槛效应与国别差异——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人均收入的实证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进而以双门槛模型探究各国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非线性"变化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1）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存在正向作用。（2）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加不断下降,所有国家从逐利向消费阶段转变;对进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升后降,10国处于作用较小且呈增长趋势的初始阶段,27国处于作用最大化的逐利阶段,4国处于作用最低的消费阶段。（3）相同人均收入区间内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与贸易合作时,中国应准确把握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国别差异,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应对策略。     

企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与出口绩效——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2000~2006年高度细分的进出口数据,从不同的维度出发,全面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不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相比,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出口额、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及更高的出口持续可能性。而且,伴随着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这种影响更加显著。同时,进一步研究显示,企业使用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对其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从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国看,企业使用从高技术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论在去掉加工贸易样本以及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依然稳健。这一系列结论对中国制定贸易政策以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持续顺差时期我国出口贸易价格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我国商品贸易已连续20年保持顺差,而出口商品价格及主要顺差伙伴国收入的变化对我国出口需求变动的影响是判断商品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文章利用1999年第2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同时考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估计了联立方程模型下中国持续顺差时期出口贸易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结果显示：短期内,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156,需求收入弹性为1.044;长期看,中国出口商品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为-3.803,长期需求收入弹性为3.434.估计结果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我国长期对其维持顺差的六个国家收入的降低会减少我国出口商品的收益,这对影响我国商品贸易的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