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成因·危害·纾解

近10年来,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资源相关收益来履行地方事权,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土地财政"。在现有文献中,通常把土地财政的兴起归咎于分税制改革。大量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并非土地财政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财政的根源,既是基层政府纾解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更是财政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官员竞赛政治晋升的理性选择。土地财政危害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寅吃卯粮,不可持续;竭泽而渔,祸患无穷;肆意征地,严重伤农;土地财政膨胀,催生"城市化陷阱"。纾解中国现阶段的土地财政困境,必须从解决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入手,摒弃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树立新的以人为本的政绩观;但留方寸地,付与子孙耕;设立土地收益基金,为未来留一份资本。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租税互替”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研究综述

在"租税互替"机制的研究框架下,本文采用了文献比较和理论分析法来解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本文对租与税的概念、特性和表现形式及其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在现行的地方官员晋升制度和财政收支分权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偏好于追求短期的土地租金收入而非长期的税收收入;(2)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地租收入的强烈偏好,直接导致了目前的土地财政模式;(3)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由偏好短租转变为偏好长税,是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土地财税制度的关键所在。     

土地财政风险与地方政府负债比例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

土地财政模式对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在该模式下的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由于地方政府与土地投资者及社会公众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因此政府负债比例信息的公开是缓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本文则从信号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了得出了如下结论:对于理性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向土地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来节约成本。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应从财力保障、审计威慑和激励政策三个角度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来促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促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农地征用中地方政府的过度激励

尽管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数量仍逐年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地方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而导致的土地违法行为。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模型,比较地方官员在农地征用中的收益和风险,由此得出结论,当中央监管存在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当前的土地管制弱化和农地的过度征用。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在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中国地区竞争模式演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考察中央-地方和地方政府-企业两个维度关系及其在中国转轨30年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变化,研究了不同时期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和对应的地区竞争行动。本文指出,无论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是"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转轨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工业和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不同策略,并指出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以地方政府提供低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乃至放松劳工、环境保护标准吸引制造业的地区"竞次性"发展模式,不具备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环境保护上的可持续性。     

消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策略——基于政治支持差异假设的探视

本文认为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根据不同主体能够给予的政治支持做出的理性选择。文章强调了政治支持差异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并把上级政府、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支持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官员从不同主体获得的政治支持权重大小顺序,给出了其最优策略的均衡条件。如果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目标,则需优化政治支持结构。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

激励地方政府科技投入需要明确科技投入的生产要素性质,因为地方政府会在支出结构中选择最能增加边际效用的种类,尤其是当资本的产出份额较多的时候,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减少科技投入、增加经济型公共开支。经济型开支和科技投入中的腐败都减少了均衡的政府开支数量,而且科技投入领域的腐败机会相对较少。研究结果显示,地方财政分权度增加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增加科技投入,进一步简政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此外,地方科技投入和腐败程度负相关,加大科技投入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     

后土地财政时代我国地方政府偿债问题研究

从地方本级财政缺口、土地出让金收益及地方债务投资项目效益分析等方面对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进行了分析、梳理,指出由于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影响、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三方博弈中的弱势以及相关制度的滞后,导致地方政府缺乏主动偿债动机。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趋势极有可能是进一步向中央财政转移。因此,必须通过做大做强地方财政能力、弥补相关制度缺失等途径,来谨防后土地财政时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中央财政转移。     

我国城市房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与对策

2004年以来,我国城市房价成倍上涨、房价租售比差距加大、房价收入比严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多、家庭联合购房倾向的普遍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要求、部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政府政策不配套等。必须合理疏导流动性,强化住房市场需求管理,优化财政结构,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有效抑制投机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理性回归和市场的正常发展。     

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财政行动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得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积累。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高度倚重土地财政收入,并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资金;同时,中央和地方均高度重视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政府的财政行动却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未来增长的不确定和发展环境不公的困境。作为应对,政府应在财政公共化的框架下逐步完成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构建、规范土地出让金用途,以及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土地财政扩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及其实证检验

基于1997—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System GMM计量模型,剖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扩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显示:土地财政扩张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当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由负转正,影响曲线呈正U型;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正好相反。进一步研究得出:土地财政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路径是土地财政扩张可以同时促进地区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其中对前者的影响程度更大。指出:硬化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考核可以减少能源浪费;要消除这种负面效应,还须健全预算约束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扭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内在激励和偏好,改变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行为模式。     

政府行为下湖南城市空间演化研究

受到历史因素和现实原因的影响,湖南省城市空间景象也在不断演化,作为城市空间演化项目的行动指导者,在理性选择的视角下,湖南省地方政府实施并开展了具体行动策略,从复杂多变的政策制度上着手,探索制度与空间发展之间的规律,重点强调在“强激励”与“弱约束”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应当如何解释“理性人”的冒险行为,并且结合政府的多重角色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解释,探索政府理性行为下的城市空间演化规律以及空间生产策略的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进行解释.     

不宜用政治企业家概念评价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后认为,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政治企业家、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参与了制度创新,甚至主导了局部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天生的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精神的发挥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是特定激励相容机制的结果。只有从经济基础来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