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资本流动

文章指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呈现较大波动性将成未来态势，预计其2014年和2015年流人量会较2013年下降。就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文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增长减弱的负面影响，认为新兴资本市场吸引力前景不明且出现地区分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两大下行风险上升。文章探讨了G3货币政策预期变化对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并预测了亚洲、欧洲、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各新兴市场地区资本流动状况。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本文利用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季度数据,基于IV-GMM方法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抑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撤回仅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仅对激增和中断较为敏感,体现其对国际资本具有较高的依存度。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政府债务率、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金融抑制程度有所反弹。本文以金融资产利率管制指数来衡量一国金融抑制程度，通过使用交叉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1990—2019年间55个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政府债务率门槛效应，即当债务率偏高时资本流入的积极效果将会减弱。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债务率偏高会推高国内金融抑制程度，而金融抑制会削弱跨境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上述发现凸显了我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传导机制对于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1996—2015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流入激增对突然中断有直接影响,前期资本流入的过度增加会增加后期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国内经济增长率与突然中断负相关;汇率贬值程度以及传染效应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全面把握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警惕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并尽量削弱其对国内经济的打击。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1996—2015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流入激增对突然中断有直接影响,前期资本流入的过度增加会增加后期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国内经济增长率与突然中断负相关;汇率贬值程度以及传染效应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全面把握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警惕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并尽量削弱其对国内经济的打击。     

新兴市场资本流动与金融脆弱性:一个三维分析框架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推动了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由外债驱动的增长,使其更易受到发达国家利率、汇率等外部因素的制约,造成金融不稳定。本文从经常账户、外汇储备和对外债务等三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上述外部因素对新兴市场的风险传递效应。根据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总体和分项脆弱性指标进行的情景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市场条件发生不利变化,巴西、印尼、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等五个国家将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地缘政治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高水平开放下资本流动管理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包含地缘政治风险的跨境资本流动分析框架,并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重影响机制展开分析。本文使用2002年1月—2022年12月的月度金融数据并构建TV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且对利差、价差和汇率预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中美经济基本面分化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是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机制;投资者情绪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安全资产需求效应,并主要通过价差渠道影响套利机制。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入的协整方程,实证分析了2000年至2007年初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考察了利差、通胀、汇率预期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发展等因素对不同性质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币稳步升值有利于吸引外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强和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对短期资本的流入套利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外利差对短期资本也有一定的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入——兼论宏观审慎跨部门溢出效应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衡量的是市场主体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或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感知，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跨境资本流入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使用72个经济体1995年第一季度—2022年第三季度跨境资本流入数据，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跨境资本总流入、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和其他投资资本流入；第二，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分别通过加剧全球金融周期和提高风险溢价降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入；第三，总体和部分子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跨部门国际溢出效应依赖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同强度，整体呈现出一定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该非对称性特征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对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有效识别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宏观调控效果的负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反市场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操作能有效遏制短期资本流入吗?——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7月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市场上的反市场预期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2005年7月至2013年12月的不同时间区间里,反市场预期的人民币汇率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数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两区制特征,不同区制的划分主要以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是否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依据。相对于正常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时期,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操作对短期资本流入规模的抑制效果更明显。但考虑到汇改以来的短期资本月度平均规模,这种抑制的总体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借助加强资本账户管制等手段来抑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     

新兴市场国际资本的逆流与阵痛

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推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从而对资本获利空间形成的挤压，嗅觉灵敏的国际资本已经和正在加速从新兴市场撤离并转战成熟市场。虽然目前撤离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并不算十分庞大，但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会使本已吹大的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快速破灭并危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同时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将因此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重大风险。     

资本流出管理是否有效——基于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检验了资本流出管理程度对于资本流出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管理程度对于资本流出量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显著;从不同样本国家来看,宏观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国家对于资本流出管理措施的响应更快,对于管理措施响应的持续时间更长。因此,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关键在于强化金融体系的建设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研究

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萎缩现象。本文主要分析国际资本流动萎缩的现象和背后的原因。国际资本流动在国家地区之间变化不尽相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时间比较短。本文分析认为,各国特殊的经济性质,各国的宏观经济条件、国内经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度、国际银行的风险控制等对各国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影响。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动格局

正随着各国渐渐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走出,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在此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出现微调。总体来看,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资本双向流动"的态势得以延续,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流入虽然有所恢复,但并不如预期般强劲。对于中国来讲,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微调也可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因而值得加以关注。     

从全球资产配置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从资产组合理论角度来看,国际资本的流动是投资者收益和风险权衡的产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市场上各类风险腾挪跌宕、起伏变化,全球投资者（机构或个人）资产投资配置策略的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而言,由于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资产同样被视为风险资产,因而,一旦出现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就会有国际资本流出中国市场;而市场风险相对缓和时,又会引导国际资本重新流入中国市场。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研究

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中国经济相对平稳,是国际资本流入的首选国,但是受金融危机的纵深影响,中国出现了资本流入减少、回流增加的逆转现象.国际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和国内资本市场变动都成为资本流动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证明,国内外利差和汇率的预期变动是国际资本追求短期投机收益的影响因素.这种不确定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存在不利的影响,鉴于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冲击其宏观经济稳定。为此,监管当局纷纷采取资本管制措施。这一现象引起了全球金融领域的热烈讨论:资本管制能否对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起到积极作用?鉴于此,本文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为政策目标,分别对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总体上,高收入国家的资本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但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资本管制并不能降低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尤其是FDI类净流入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