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最新进展及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

〖JP2〗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为雄安新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通过总结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现实应用,发现其具有应用灵活、实施区域不完全按照现有行政区划、政策目标多元化等新特征。从理论上看,集聚外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与空间关联效应的存在为区位导向性政策提供了理论合理性,但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因素制约。在实证评估中,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基于微观大数据的拟自然方法估计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因果效应,但现实中其具体效果差异很大,同一政策的效应在不同区位与时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雄安新区建设中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并对其进行针对性评估。〖JP〗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为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大量的区位导向性政策。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载体之一,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设立是新时期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和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尚无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索示范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视角评估了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示范区设立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能力,并且政策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该结论在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示范区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溢出效应显著带动了周边300~400千米范围内城市所辖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同时,示范区政策对邻近城市创新投入具有负向虹吸效用,但是影响范围仅在周边100~200千米范围内。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区政策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提升城市居民消费活力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激励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区位导向性政策创新驱动效应的相关理论,为未来中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思考方向。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就业——基于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存在溢出效应的集聚经济模型，刻画与验证了以中国大学城建设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城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就业规模与就业增长率；机制分析显示，大学城在促进与其紧密联系型行业的就业的同时，还会通过“集聚-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其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行政级别城市、4年制普通大学占比高和规模较大的大学城对本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提升本地就业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评估中国大学城建设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国家级新区作为我国区位导向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空间尺度进行资源整合和功能培育的重要途径。文章采用2006—2016年间10个国家级新区所涉及城市的122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家级新区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因新区管治模式和所在区域的不同而存在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全国尺度上,国家级新区对GDP增长和FDI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层面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对GDP增长和FDI增长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究其原因,是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经济集聚、制度和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影响了国家级新区的边际效用。基于管治模式的分析表明,行政主体的多元化降低了国家级新区的管理绩效,行政主体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更高。最后,文章建议对国家级新区政策工具的善用,需要注重其选址的科学性及管治效率的提升。     

集聚租、政策租与产业集聚：基于科技服务业的研究

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机制可分解为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前者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提供集聚租,后者提供政策租。集聚租和政策租都能显著地促进科技服务业的产业集聚,集聚租和政策租在产业集聚的不同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基于市场机制的集聚租能够对科技服务业的集聚产生长久效应,而基于政策机制以获得政策租是促进科技服务企业进驻集群的短期诱因。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边境区位利益博弈与企业行为效应分析

边境区位地处异质性显著的国家经济体之间，潜在着巨大的合作开发空间和利益博弈。本文通过构建和分析边境区位集聚效应博弈模型，揭示了边境区位集聚的过程、方式与企业行为响应机理。研究发现：边境区位开发利益及其对企业的集聚效应与政府的激励政策密切相关；本区位企业和外部企业双方总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激励力度就会随之减少；外部企业的物理距离越大，激励力度就会越大；激励度随外部企业进入的前后成本变动而改变；外部企业进入后的市场份额掠夺过大，政府就会减少对其激励的力度；本区位企业认为市场的得失比成本更重要；市场开放程度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很强。     

城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等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变的视角对西安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电影院作为居民文化消费场所,与城市经济、文化活动空间布局相一致,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2)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促使电影院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发生演变。在城市新区建设和电影消费大众化的双重作用下,西安市电影院从单核心集聚向多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转变;电影院空间总体布局的演变与城市扩展与建设趋向相一致,空间分布范围从中心城区向近郊城市新区扩展,在城市新区形成新的核心集聚区。(3)商业综合体成为电影院布局的主要区位,电影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新转变。     

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来源：补贴还是集聚?

发挥开发区政策的企业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2000年-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地址信息匹配和手动整理的方式识别开发区内企业，借助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对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存在性和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开发区内企业兼具静态和动态技术创新优势，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更为明显。具有产学研结合条件的开发区其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更为显著，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优势的主要贡献者。短期内，开发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主要来源于政策性补贴，但长期中，集聚效应是推动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在城市内部的时空演化及机制分析——以上海为例

随着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日益成为部分城市的创新主体,其空间分布对城市内部创新格局的影响加剧。以典型城市上海为例,基于1987—2016年在沪外资研发中心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修正后的EG指数等方法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演化角度看,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呈现出"非线性,不平稳"的波动态势,发展阶段可分为:1987—1993年为试探进入期、1994—2007年为快速集聚期、2008—2016年为下滑调整期;②从空间演化角度看,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近郊部分地区,张江和漕河泾集聚区发育最为成熟;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是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区位的影响作用在下降,本土创新机构中仅有重点高校对研发中心的布局具有吸引力。     

我国国家级新区的类型划分与政策导向

我国共设立了19家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探索改革与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区域发展、提升区域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对已设国家级新区空间布局与功能定位的比较分析,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先锋区、区域增长极核、特殊类型功能区三种类型,并从国家战略、区域布局、政策供给、体制机制等方面阐释我国国家级新区的改革创新导向。     

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扩张选址——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中国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促使企业往往将地理空间的布局与扩张作为重要战略。使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子公司的区位选择。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母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在本地新设子公司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扩张；子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在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这一影响在2013年以后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选择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调节效应，家乡关系和校友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能改变企业扩散规律，促使初创期企业扩张由圈地模式转向跳跃模式，不利于初创期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开发区与企业动态成长机制*--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和增长的研究

开发区的高速增长到底是源自寻求“政策租”所导致的短期“虚假繁荣”,还是通过集聚效应推动企业迅速成长而形成的长期表现？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开发区政策的效果评价和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对此却语焉不详。文章在识别开发区企业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开发区对企业进入、退出和成长的作用,以及开发区增长效应的可持续性,揭示了开发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1)开发区会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并降低开发区内企业的退出风险,从而使得开发区内净进入企业数目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开发区政策是吸引企业入驻并加强集聚经济的重要因素;(2)开发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增长、生产率增长和销售增长,这表明开发区政策和集聚经济的增长效应十分明显;(3)企业“入驻”开发区初期,“政策租”带来了短期的快速增长,而开发区内自我加强的集聚经济对企业成长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开发区的增长效应具有可持续性。文章肯定了开发区实践对企业动态成长的长期积极影响,这不仅为开发区政策绩效的评估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也为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经济一体化、集聚租和区际税收政策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对流动要素的征税使得地方政府在税率与税基之间的取舍变得相当微妙。通过建立渐进一体化背景下反映中国特征的税收竞争模型,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针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展开研究。研究表明:(1)在一体化阶段I,高的企业家区际流动税率弹性决定区际税收竞争取"逐底"的竞争形式,长期竞争均衡下区际税率差收敛于零,"政策租"与集聚租均不存在。(2)在一体化阶段II,集聚租亦不存在。企业家间接效用差值曲线波峰形成"税收盾牌"效应,税收竞争转向"逐顶",区际税率差从零开始逐渐扩大,允许周边地区通过适用相对低的税率提供"政策租金"。(3)在一体化阶段III,集聚租取代间接效用差值曲线波峰发挥"税收盾牌"效应,区际税率差在一体化阶段II的基础上随集聚租先上升再下降,集聚租被核心地区政府和企业瓜分。区际税率差失去为周边政府提供"政策租金"操作空间的机能。(4)整个一体化进程中,区际最大税率差沿"钟型"曲线演化,区际税率差边界曲线对竞争初始状态表现出高度路径依赖。(5)在不存在税收政策协调的非合作性竞争情形,区际税收政策的不对称将导致产业分布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对称提前发生并随时间放大。     

共同富裕政策推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选取2012—2021年31个省份相关数据，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分别构建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和共同富裕水平量化评价体系，并通过ArcGIS刻画两者的时空分布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而为破除区域协调发展壁垒、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在空间格局上，省域共同富裕政策强度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关联性。(2)随时间推移，省域间共同富裕政策强度差距不断缩小，共同富裕水平“高—高”集聚地区不断扩大，“低—低”集聚地区不断缩减。(3)当地共同富裕政策通过府际政策学习和涓滴效应产生空间溢出影响区域共同富裕水平。(4)地理区位、制度阶段、经济效率和资源错配4种因素对共同富裕政策的空间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对构建区域政策协调发展机制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集聚、产业分工：新经济地理视角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和扩散取决于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的共同作用.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三种效应之间的权衡会发生变化,从而使产业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但是,由于企业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产业区位的粘性、集聚经济利益等的作用,一体化水平提高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分散,但并不必然能伴随产业在区际间的合理分工.     

宁波市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位选择

基于宁波市2006、2010、2014年软件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影响宁波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其对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14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2006年之前宁波软件企业主要集聚在市中心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之后以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呈现典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区位通达性、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应用软件企业受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对软件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政府政策则更为敏感。     

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宁波市2004、2009、2014年物流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进一步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宁波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其对物流企业、运输型物流企业、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宁波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0km的范围内;集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仑区的戚家山街道、新碶街道、霞浦街道、大碶街道、小港街道;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已经形成以北仑区为集聚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运输型物流企业的集聚中心正逐渐显现。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要素、政府政策是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区位通达度对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要高于运输型物流企业,而政府政策对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影响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