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在市域范围内,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为原点,随距离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呈现向心集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集聚度有所减弱。进一步地,距离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距离机场的距离、到中轴线中心距离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路网密度以及距离制造中心的距离的作用较弱;政策新区和发展区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水平对当期的集聚影响较大,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圈层+极化"的空间布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影响因素着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集聚区位、集聚过程等进行科学引导的政策建议。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都市空间维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大量的企业决策中心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揭示其管理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以杭州市生产型服务业的7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区位选择为例,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细分行业集中指标和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应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确证了规模经济、外部性及劳动力分化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并得出三点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服务半径较长或高度依赖外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第二,企业规模影响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高低,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其集聚偏好也越大;第三,企业规模与区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该行业产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影响。     

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的时空格局演变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圈层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杭州市工商登记数据探讨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公司数量整体上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呈圈层递减的态势,少数行业的外围地区数量较多。高密度区基本在中心城区成片集聚,不同行业高密度区存在空间分异与趋同现象。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反映:各类行业既有向心集聚,又有不同程度的向外扩展趋势,但它们向心集聚与对外扩张特点不同,部分行业新增企业高密度空间一致。关联、集聚、规划引导机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目前部分地段存在写字楼供需不匹配问题,亟需解决写字楼过度空置问题。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文献综述

基于文献检索与分析,从测度辨识、格局演变、影响因素、综合调控和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外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研究进展进行述评,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但城市内部空间的系统研究薄弱,空间演化规律明显、但不同行业特性的过程研究薄弱,企业行为探究加强、但企业调查与数量模型研究薄弱,政府调控作用加强、但因地制宜的调控模式研究薄弱,信息技术影响加强、但传统区位理论和集聚测度模型亟待修正,进而提出"综合测度—格局演变—影响效应—形成机理—调控模式"的未来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研究框架。     

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BD,并有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初步呈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多中心城市出现;六类生产性服务行业在全市的集中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各行业自身的区位特性和外部的市场经济导向、政府规划政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了城市就业次中心的出现并有力地促进城市中心向外蔓延,但对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很弱。     

宁波市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位选择

基于宁波市2006、2010、2014年软件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影响宁波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其对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14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2006年之前宁波软件企业主要集聚在市中心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之后以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呈现典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区位通达性、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应用软件企业受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对软件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政府政策则更为敏感。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响

基于全国尺度、八大区尺度和省域尺度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洛伦茨曲线的分析,认为2003—2013年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呈现"均衡—非均衡"的发展趋势。具体地,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四类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显著提升,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集聚性很强。在省域尺度上,"多中心—极化"的特征表现为,北京、江苏、广东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集中的地区,重庆、四川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提升,而其他先前集聚度较高的地区多数有所下降。进一步地,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和时序安排角度提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政策建议。     

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宁波市2004、2009、2014年物流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进一步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宁波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其对物流企业、运输型物流企业、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宁波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0km的范围内;集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仑区的戚家山街道、新碶街道、霞浦街道、大碶街道、小港街道;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已经形成以北仑区为集聚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运输型物流企业的集聚中心正逐渐显现。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要素、政府政策是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区位通达度对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要高于运输型物流企业,而政府政策对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影响更强。     

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特征与演变过程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作用表现突出.利用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对建国后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时空集聚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在空间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集中分布特征,但不同行业的集中程度有很大差别,其中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大多数行业集中半径均小于1km;同时,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有演化和迁移的现象,逐渐由老城区向外围地区特别是城市副中心推移,空间结构模式逐渐从单核心集聚模式到次一级中心集聚模式再向多核心集聚模式演变.     

北京都市区就业结构升级与空间格局演化

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经济重构有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直接动力。本研究分析了随就业结构变动,北京都市区不同部门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结构变动显示出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在升级,就业正脱离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就业结构变动剧烈的行业,尤其是在就业结构中比重迅速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动也十分突出,表现出就业分布的空间转移和新的空间集聚,从而带来城市经济空间格局的重组。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地区总体就业增长也比较迅速,形成了新的就业集聚区,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空间转移和集聚具有特定的区位指向,形成了专业化的地域分工格局。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发展研究

二战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演化重构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关系,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及其空间集聚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以城市为依托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发展硬条件、制度环境作为城市发展软条件、人力资源作为城市智力支撑要素、市场腹地作为城市空间作用强度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重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进而对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空间重塑和世界城市崛起产生积极作用。未来需要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并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城市功能转型的良性互动。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的演变

以北京市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分异性、行业分异性和行业间空间一致性等特征。宏观上,在城六区呈现以西北—东南为轴向,在全市域范围内以东北—西南为轴向的向心分布,微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空间一致性判别的结果显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一致性最低,研发设计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一致性较高。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升级的空间表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走向。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主导产业空间布局规律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基于行业一致性统筹产业空间优化市域功能分区结构的政策建议。     

传递成本、空间非一体化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变

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创新价值链视域下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技术创新强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我国2005-201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对各省市技术创新强度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技术创新强度不均衡特征明显，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双向互动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空间挤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充分考虑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效应和空间效应，将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立足于空间体系，增强区域技术创新交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     

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以东北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2007—201 2年间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差异程度和集聚程度。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北部地区为哈尔滨-长春核心,以交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南部为沈阳-大连核心,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内空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大,金融业集聚程度较小,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程度较大,其他产业集聚程度适中;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中心城市服务型经济发展不成熟。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