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

贫困范式可以分为四类：收入贫困范式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该状态下，个人或家庭领先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力贫困范式声称，贫困的真正含义是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脆弱性范式强调穷人易于暴露在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下，以及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社会排斥范式则认为社会排斥能导致参与社会生活能力的失败，因而构成了贫困的重要方面。贫困范式的发展为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研究——基于长江大学学生的调查分析

本文结合长江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现状，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难以把握，相关证明材料可信度不高，评议小组不能完全做到公平、公正是目前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此，建议采取以下“四个相结合”措施改进我校贫困认定工作，即：贫困申报与民主评议相结合、诚信教育与公示监督相结合、重点关注与动态认定相结合、受助学生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相结合。     

城市"低保"对象就业决策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低保”人群的贫困问题更加凸显，城镇贫困居民生活处境可能更加困难，贫困群体的数量也有增大的趋势。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贫困群体最低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例如长期福利依赖和隐性就业问题等，已成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为了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完善，维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深入研究城市“低保”制度与低保对象就业决策的关系，以防止长期依赖和社会排斥，提高“低保”对象的就业意愿和能力。     

指数生活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指数搅了我生活的平静。首当其冲的是体重指数。太座（我家夫人的尊称）不知从哪发现有“体重指数”之说，她言之凿凿，这个经世卫组织规定的“体重指数”最为科学（我认为WHO不会闲得如此没有事做），不但有最时髦的名字：BHI指数，还有最解析的公式：BHI指数=（体重8#8226；千克数）／（身高8#8226；米数的平方）；     

休闲的价值重拾及其对建设幸福广东的意义

自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这一核心任务后，全省上下反响十分热烈。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追求和感受，其内涵异常丰富，既涵盖物质生活，也涵盖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而休闲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正如美国学者埃尔文·埃德曼（IrwinEdman）所说：“检验一个文明质量的最佳方式是检验它的休闲质量。”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也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当代著名思想家于光远先生则认为：“‘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老弱病残身体、家庭状况和能力等自身原因,此外还有劳动寻求不足和再就业机会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性贫困、社会资本缺乏、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热"中的新贫困现象及其根源

(一)“城镇化热”中的新贫困现象。1.物质贫困。(1)“失地 无业”带来的物质贫困。城镇化率的提高带来非农业用地需求的大量增加,使得数以万计的农民加入“失地”阵营。目前一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市民待遇,而且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也被“剥夺”了,农民陷入了新的贫困。表现为:①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无偿“剥夺”,造成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在有些地区,“失地”农民根本没有拿到相应的征地补偿款,基本生存资料的丧失和缺少相应的补偿使农民陷入了新的贫困。②缺乏产业发展的城镇化无法为失地农民创造新的就业岗…     

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粮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人类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必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1）列宁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中也曾指出："生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粮食问题。"（2）粮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粮食安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的经济问题。粮食安全的概念是在70年代中期粮食危机中由粮农组织提出的，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粮食安全，在英文中称foodsecurity，也即"食物…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广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方法深讨

我国目前实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86年对全国6.7万户农村居民收支调查资料进行计算后得出的。当时是以绝对贫困概念作为计算的基础,强调的是绝对贫困。实际上也是根据“马丁法”的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者之和作为贫困标准,即最低生活保障线的。     

方式重于形式--公共环境饮水方式设计(三)

古代人们喝水或者喝酒，体现的是一种气势磅礴．大义凛然的感觉，也体现出古人豪放的性格和古朴的饮水习惯。也许是“习惯成自然”的原因，从古至今我们的饮水方式和姿态居然从来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优雅的生活方式要求越来越强烈，那种传统粗放的饮水方式在某些环境或场合中也显露出与现代社会生活不和谐的一面。     

老龄化视域下家庭道德的养成构建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的特殊功能与广泛影响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的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研究探讨现代家庭道德的养成与构建也决非是小题大做。马克思说，除了家庭之外，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如此敏感，能够如此明显地反映社会历史进步、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与矛盾。联合国把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足以显示国际社会对家庭问题的关注。因此，探讨家庭道德的养成构建，必然对我国渐进地迈入老龄化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2006-2010年白俄罗斯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2006年3月3日白俄罗斯召开第三次全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2006-2010年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未来5年白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标，白俄罗斯经济发展将从粗放型向集约化模式过渡，大力提倡发展创新经济，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对外出口．从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它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本文以农村贫困为例，研究了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本文发现：（1）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2）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会减少，其中，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减少得尤其显著，而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却不会显著下降。     

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有效实施

近年来，随着教育的普遍推进，受教育平等性成为党和国家及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国家不断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但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如：注重经济支持，缺乏思想教育；资助形式多样，缺乏信用保障；成长环境各异，造成心理问题等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健全高校资助育人机制，制定科学的实施策略十分重要。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工资差异、城市生活能力与劳动力转移 --一个基于中国背景的分析框架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转移制度约束,而是不变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就业困难与劳动力转型

劳动就业困难是人类社会从信息社会向知识社会质变飞跃的“产前阵痛”。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劳动力的转型。从信息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社会主要劳动力将转向金领阶层（管理者、知识生产者、文艺工作者等）。而社会劳动力转型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劳动力多余（失业率飙升）、足够的知识生产的工作岗位（共建地球村与探索宇宙之谜申有无限的工作岗位）、创新的社会机制（组织机制、社会分配机制、资金来源等）。中国的劳动力转型需走捷径，使农业劳动力升华为金领阶层；     

山里人为啥幸福指数高

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我有幸参加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的“博士服务团”到西部山区挂职一年。回望山区生活，感触颇多，有一个现象（或称“论断”）更是让我困惑至今，所以不得不提笔写下来，用自己最熟稔的专业方法进行一下分析一当地人心态平和，生活节奏缓慢，追求舒适安逸，尽管与发达地区比较是相对贫困的，但他们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生活方式还是让他们自认为蛮有幸福感的。我在那里所接待的外地客人，尤其是来自发达地区的客人，在短短几天的逗留后都会留下相似的印象，不约而同地评价：“这里的人幸福指数比我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