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对宁波的影响

正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趋向全面升级。追根溯源,既有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回升的因素,也有特朗普政府提振国内就业、获取选民支持的政治考量,还有对华战略焦虑、意欲挽回国际经贸竞争优势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二战后罕见的"反全球化"美国总统,特朗普领衔美国政府对全球贸易政策作出大幅度调整,反映在对华贸易上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基于"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命题,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升对外经贸关系政策的     

日益紧密的中国与大洋洲经贸合作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大洋洲国家是中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与大洋洲国家的经贸关系。2007年9月，胡锦涛主席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就进一步发展中澳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澳大利亚关税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一个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主要大宗原料商品出口国的地位，且实现了出口基础的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低关税所带来的新的国际商机和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近年来中澳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众多初级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重要的商品进口来源地。因此，了解澳大利亚关税制度对中澳贸易的影响，对于更好地开辰对澳经贸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文萃

江泽民提出推动建立国际金融秩序三点主张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就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发展和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三点主张。 这三点主张是: 一、加强国际合作,制止危机蔓延。为受这场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增加进口,不搞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增加对受危机冲击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为减轻他们债务负担作出适当安排,帮助他们稳定金融,恢复经济。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北大核心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澳贸易收支的关系——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

文章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对中澳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实际GDP、澳大利亚实际GDP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澳两国GDP、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两国双边贸易收支这四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两国贸易收支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调整人民汇率不能解决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与双边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J效应;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一个外贸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策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重要视角,挑战论、融入论和替代论是美国认知中国崛起的三种主要观点。借用和平式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只是侧重从权力、秩序制度以及观念和身份的角度对中国与现行秩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各有其缺陷。挑战论认为权力在崛起国与主导国间进行转移时,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一论断忽略了国际秩序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低估了主导国与崛起国在国际秩序走向上进行协商调解的能力。融入论分析了崛起国以和平方式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但它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反映出美国试图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评价并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企图。替代论解释了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但它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相对立起来,将两者视为彼此替代的关系,这是西方冷战思维在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上的一种反应。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对策,中国应采取恰当的原则、方式和方法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总体发展战略。     

亚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

一 战后,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新加坡除外,下同)与美国之间贸易和国际分工有了巨大发展,已经成为范围广泛的环太平洋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发展进一步加深了环太平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2020年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挑战

【美国《亚洲政策》7月】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到国内和国际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本文为2020年的中国经济勾勒了三种可能的前景。事实上，中国经济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结果都是由这三种局面演变而来。简要分析过去25年中构成中国经济惊人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以及该国掌控经济转型的独特方法后，本文集中讨论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该国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第一段]     

浅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受美国等大国的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分析1979年到2005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关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议在新形式下引导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相互协调发展,化解中关贸易之间的纠纷,同时使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保守主义思想回归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调整

特朗普执政后,保守主义思想的回归引领了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转向。“美国优先”和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两种思想自上而下的调整与“黑客干预大选”事件自下而上的驱动共同推动形成了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联邦政府各部门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全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主要表现为网络军事力量发展更加激进,并且试图突破“主权”限制,通过“持续交手”“前置防御”将行动空间拓展到他国主权范围;网络外交地位明显弱化,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网络外交陷入低谷,并消极对待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国土安全防御一改过去“虚大于实”的状况,定位得到了明显提升;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成为网络安全战略的新领域,引发了大国之间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激烈博弈。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能否获得预期的战略收益还很难说,但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单边主义让美国陷入了双重网络安全困境,进攻性网络行动增加了大国冲突风险。对外交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地位的弱化则加剧了国际秩序失范。作者旨在从特朗普政府保守主义网络安全战略调整入手,通过分析其背后的保守主义战略思想源流,并结合网络军事、外交、国土安全、信息与通信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实际政策调整进行论证,对特朗普政府网络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进行评估。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促进上海合作组织长远发展的重大倡议。由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时日尚短,学术界关于该理念的研究尚未全面启动。要使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议题,不仅需要明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而且需要将其纳入国际共同体、国际组织和大国外交等议题的研究,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就攸关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问题而言,至少需要回答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应遵循的基本路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和条件、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挑战与障碍、学术界能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的对策建议等重大问题。在此过程中,学术界还需将其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纳入同一研究视域,以澄清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辨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演变的动力与机制,并从理论层面提炼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经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创造与保护: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再分配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方面的经验以及全球性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化现象都证明了经济学传统观点即坚信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把效率与公平视为非此即彼且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的失灵。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任务尚未完成。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充分分享性需要应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提高生产率必然要求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同时兼顾企业的优胜劣汰与对劳动者的社会化保护。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呈现递减趋势,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新科技革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成果的分享面临诸多难点需要克服。这都要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实施再分配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其他旨在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关键货币境外余额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的境外美元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货币境外余额是重要的国际经济变量,它不仅会影响关键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也关系到境外关键货币持有国的经济稳定和储备资产安全。关键货币国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对境外货币余额的规模、资产配置、地区分布以及持有者结构实施管理,以便实现对外融资、获取经济安全和榨取财富等多重目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经济安全、国际博弈和对外融资的目的,美国大致会阶段性地吸引美元回流并调控其在国外的分布,但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体制将使其境外美元余额的规模在长期内进一步扩张,因此人民币近期仍面临升值压力,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将会持续甚至加剧。随着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下跌,美元的升值和回流在中期时段内可能会冲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如果美国不能控制其财政赤字,中国将长期面临美债和美元违约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降低宏观脆弱性,加速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摆脱美元陷阱。     

Trends in neighbourhood inequality of Australian, Canadian,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ties since the 1970s

It is important to locate recent increases in neighbourhood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segregation of Australian citie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about increasing urban disparities. The present article uses standard inequality techniques to show that neighbourhood inequality is increasing within Australian, Canadian, and USA cities. While the labour market status of people in poor neighbourhoods is similar for Australia and the USA, there is an almost inexorable trend towards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probably reflecting ongoing labour market deregulation and the stricter welfare regimes that have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1980s. Policy options to deal with locational disadvantage and increased economic segregation are also considered in detail.     

我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石油供需缺口加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弥补石油缺口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实施了石油进口战略。近年来，石油进口的增长导致了我国石油依存度上升。过度集中的进口来源、较小的优质原油进口国选择空间、石油资源后劲不足使我国的石油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从重视石油储备、加强油气勘探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利用国际石油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石油安全战略体系的思路框架。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峻,这必将成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8—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从老龄化程度、老龄化速度和社会负担三个角度测度人口老龄化,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将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划分为四类人口老龄化区域,借助固定效应模型深入剖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和四类人口老龄化区域来看,老龄化程度均提升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而老龄化速度则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上升表现为阻碍作用;社会负担促进了全国和四类区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各省份经济水平或政策措施的差异,对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间的异质性。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我国粮食进口国际定价权问题分析

我国是粮食产量大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尤其是近年来农业增产有限而市场需求巨大,导致粮食进口大增。但由于我国没有掌握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只能被动地承担国际市场投机的风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国际期货定价权、国内粮食仓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同时又影响着我国粮食进口的国际定价权。为了稳定国内粮价和保护国内粮食安全,亟需通过采取获取期货定价权和加快产业链整合等措施来获取粮食进口的国际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