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风险、央企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有效的薪酬体系可以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企业绩效,“限薪令”的出台引发了关于央企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悬殊薪酬差距的激烈讨论。以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央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考虑财务风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而财务风险会显著弱化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绩效的作用。因此,企业管理者只有将两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绩效的持续提升。     

高管薪酬、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高管在企业的运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高管薪酬和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越高,公司的业绩越好;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股权制衡度削弱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增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     

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的相关性研究

选取截至2008年底的107家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民营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了赫芬达尔指数法对产业多元化进行分类,并进一步对其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和公司资产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民营上市公司产业多元化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并没得到实证支持;产业多元化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也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改革提供相关指导。     

上海市制造业人力资本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市和沪市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平均年龄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女性占比对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例

利用2013年沪深A股上市1118家制造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采取积极的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提升企业绩效,但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不会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即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投资效率的提高;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中,拉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水平影响显著,但对国有企业没有影响。研究结果深化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内在影响的机理分析,为我国上市制造企业高管薪酬的制度设计带来启示。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不断上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应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一致。公司的经营业绩可以用会计业绩衡量也可以用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以公开交易股票为计价基础的市场业绩来衡量。本文选取2009-2010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本年会计业绩负相关、上年会计业绩正相关,与本年和上年的市场业绩正相关;(2)市场业绩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强度大于会计业绩。     

股权集中度、股权构成与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相关性分析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决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行业特征、公司绩效、企业规模以及股权集中度、股权构成都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高低产生影响。而金融保险业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殊行业,其高管薪酬尤其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将利用我国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用两期面板数据分析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股权集中度及股权构成之间的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绩效相关性实证分析——基于“真空高管薪酬”理论

文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报告以及各公司公布年报的基本数据为依据,并以“真空高管薪酬”理论为理论分析基础,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建议应完善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以提高公司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     

CEO还是TMT——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

本文以手工收集的2012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为例,以行为理论、锦标赛理论以及堑壕理论为基础,以高管团队规模和控股股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团队（TMT）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薪酬差距能够提升高管团队对于风险的接受水平,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此外,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研发的正向影响会受到高管团队规模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抑制,表明了锦标赛激励实施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内部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在不同的环境下,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起促进作用。锦标赛理论成为近年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有效理论。随着企业员工薪酬的不同,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会不同。具体表现在,与员工薪酬比较低的企业相比,在员工薪酬比较高的企业中,加大高管团队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将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此外,企业性质也会影响到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具体来说,与国有性质企业相比,非国有性质企业的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治理和制造业增长

文章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检验,即转移支付通过恶化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基于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慢。这个结果证实了转移支付通过恶化地方政府治理,从而不利于制造业增长的假说。研究认为,更多的转移支付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转移支付还会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行业规模、集约化生产与制造业产业集群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我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造了衡量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的指标,并结合2000-2018年湖南省机械工业行业的数据进行了经验事实研究,发现湖南省机械工业产业集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优化提升的空间.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消费者、制造业厂商和数据提供商在内的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劳动成本上升一方面弱化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工资机制,从关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角度转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向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竞争动力。     

融资结构、债务差异、扩张能力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绩效

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表现为债务融资水平偏高。长期债务融资比重偏低、短期债务融资水平过高加重了企业破产风险。债务融资水平与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资本扩张能力呈正向协同趋势;长期债务融资比重与企业盈利能力和股本扩张能力呈正向协同趋势,而与企业营运能力呈负向变化趋势。应发展债券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立法、推动国有股减持和民营资本介入、适应产融结合趋势、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长期融资比重以发挥债务融资的正面效应。     

资源约束与苏州制造业增长

针时苏州制造业已处在制造业中心阶段,以及必然要向现代先进制造业基地转变的现实和趋势,文章分析了资源约束下的苏州低端制造业的性质、特征和增长困境,指出通过改变资源供应和需求的偏好。使生产向“微笑曲线”两边上部延伸,完善制造业价值链并提升其功能、突破增长困境的基本路径。     

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我国制造业自去年以来出现新一轮高速增长、重工业化和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外贸外资作用稳定增长的趋势。针对各地都在大搞制造业基地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同构化与区域内竞争加剧的现状，本文从树立科学发展观、注重长期发展和优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对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发展战略提出了优化战略模式、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调整、推行综合战略、有序推进发展等措施。     

Import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and Restructuring in UK Manufacturing

We discus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entry and exitfor raising productivity growth. Using micro data for the UKfor a period from 1980 to 2000, we find that the share of productivitygrowth accounted for by entry and exit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from around 25 per cent in the 1980s to around 50 per cent inthe 1990s. We then ask to what extent increased globalization—measuredas sectoral import penetration—might have explained thisand find effects from both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etworks,Trust, and Innovation in Tanzan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 are examined for a group of manufacturers in Mwanza, Tanzania. Social networks of businesspeople in Mwanza are found to support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firms. Trust in these relation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i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exchanges and encourages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 intracommunity ties and weak intercommunity relations. A typology of manufacturers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social strategies relate to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penness to social relations enhances innovation but that weak formal institutions discourage manufacturers from extending their social relations beyond core networks.     

Concentration in Indonesia Manufacturing, 1975–93

This paper analyses trends and levels of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102 Indonesian industries between 1975 and 1993. There was a long-term decline i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cros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ver this period. The simple average four-firm concentration ratio declined from 64% in 1975 to 54% in 1993,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industries classified as highly concentrated fell from 39% in 1975 to 28% in 1993. Allowing for foreign trade substantially reduces average concentration measures: in 1993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a sample of 67 industries was 53% without adjustment for foreign trade, but 41% if foreign trade was allowed for. Thus, competition is stronger in Indonesian markets than domestic concentration ratios would sug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