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北大核心CSSCI

产能高效利用是微观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有效化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成为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从股权制衡与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面临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过度投资水平和提高经营资产运转效率,进而缓解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表现为产能利用率显著上升,而单纯的股权制衡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治理作用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好、地方控制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得到显著提升。研究结论不仅支持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善国有企业治理、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而且对企业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     

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融资规模、银行所有制 歧视与产能利用率

本文在对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规模和银行所有制歧视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融资规模密切相关，银行所有制歧视通过企业融资规模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剔除技术效率影响后，行业整体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并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发挥着相对积极作用。2008年后企业融资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银行所有制歧视对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效应更加强烈。     

“去产能”财政政策分析、评估及建议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无论是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调整,都会给宏微观供需关系带来一定影响。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若干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持续4~5年,用于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给予奖补,以出清市场。虽然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下一步应抓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及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加快产业政策转型;健全地方"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进一步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去产能"为契机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是导致我国转型时期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效应显著为负,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著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著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在短期内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进一步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转向竞争政策.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混改下的利益冲突与国企治理

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挑战.本文认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企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对利益冲突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在混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进行总结,提出协调利益冲突的建议,希望能对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取得良好成效提供理论依据.     

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研究

化解产能过剩是今年党和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现阶段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具有涉及领域多、负面冲击效应大、成因复杂、化解产能过剩难度高等特征。通过对近年来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实施效果进行梳理,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应该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转变政府干预方式、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产品创新和城镇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

周期性发生的产能过剩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现阶段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不仅仅是强制性地削减过剩产能,还包括如何通过创新手段提升产能的利用率.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方法是创新,企业通过研发适销的新产品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传统解决产能过剩的方法,如城镇化和政府扶持工业企业等,并没有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反而拖累了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工业企业创新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有效途径.因此,当前我国产能过剩治理的核心是企业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需要以促进企业创新为发展方向.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机构模式选择*

基于规制经济学激励理论，本文从制度比较视角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以附属机构模式和独立机构模式运行的不同制度绩效。在独立机构模式下的存款保险制度，激励机制更为清晰，有助于降低监管机构救助与处置成本的冲突。随着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的成熟、问题银行处理经验的积累、技术型专业化监管人力资源的增强，应当适时将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转换为独立机构模式的存款保险制度。本文从存款保险制度机构模式选择的视角，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提出政策建议。     

Doe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ompanies listed in Chinese sto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a new roun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reform in 2015 to improve SOE's performance with a focus on introducing multiple ownership shareholders and strategic partners, known a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M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MOR, an ongoing quasi-experiment, for listed SOEs’ productivity from 2011 to 2019 using a 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approach. Overall,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SOEs selected as pilots by the governme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y 14.57% after the reform compared to other SOE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current MOR.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prolonged and tends to increase in the post-reform year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show that our empirical specification satisfies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DID and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By comparing the two reform strategies in the MOR, we find that the restructuring and reorganization plan is the primary channel driving TFP growth, showing a 0.4% improvement after the reform, rather than the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OR on other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but we only fi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rofitability of SOEs’ assets.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明晰产权与规范政府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放权让利含有丰富的产权改革内涵。它既使财政从国有企业的融资活动中逐步淡出 ,也使财政不再为国有企业承担盈亏责任。但是 ,这种改革未能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化 ,因为它局限于国有企业制度中的经济性层面 ,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制度中的行政性层面。这是行政权利益左右中国改革走向的结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必须约束行政权力 ,规范政府行为 ,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制度中的行政性层面。不然 ,明晰产权就是一句空话     

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

本文选择政府管制较少、竞争较为充分的电子电器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产权制度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1)在代理成本上,国有产权企业普遍高于混和产权企业,混和产权企业高于个人产权企业;在代理成本差异上,混和产权企业与个人产权企业的差异小于与国有产权企业的差异。(2)长期投资率和职工人数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长期投资率、财务杠杆比率、职工人数等与代理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企业规模越大,不同产权的代理成本差异越小;反之代理成本差异越大。(4)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各类产权企业的代理成本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代理效率呈现提高趋势。我们研究的启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应考虑如何降低其代理成本,解决的措施之一是产权改革,尤其是产权多元化的改革,其次是完善对投资和负债及冗员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以促进代理成本的降低和代理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