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乡村聚落空间分异与类型划分

把握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类型特征,可为聚落空间宏观优化布局提供方向和指导。文章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聚类分析等研究手段与技术方法,定量分析了广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了乡村聚落的类型。结果表明：(1)广西乡村聚落规模普遍偏小,其空间分布呈中南部“热”东北部“冷”的格局;(2)乡村聚落的密度分布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态势;(3)聚落规模和密度分布具有低海拔、缓坡、水热条件适宜的空间指向性,并伴随耕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不同等级社会经济要素下聚落规模与密度差异显著;(4)乡村聚落总体呈现东南半壁形状复杂、破碎化程度高,西北半壁形状相对规整、破碎化程度低的特点,桂东、桂北样带复杂多样,桂中样带相对简单;(5)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将广西乡村聚落划分为6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并归纳了各类型区的地域特征,以期为区域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长株潭地区乡村多功能类型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以长株潭地区为例,运用函数模型法、空间集中度、功能识别、空间局部自相关等多种定量方法,对区域乡村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地域分异特征、类型划分、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株潭地区的乡村功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功能的空间聚集程度都比较低,布局较为分散,工业生产功能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梯状特征,呈现出由城市群中部向东西两侧、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农业生产功能则呈现出东西两翼强,而中部弱的特征,与工业生产功能基本呈相反分布的态势,社会保障功能普遍偏低,呈低值聚集分布状态,总体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少的态势,生态旅游功能较高的地域较为均匀地分散在城市群的周边县市区,主要分布在山区丘陵地域。(2)各县市功能组合形式多样,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共有11种功能类型,大部分的地域单元属于综合型或多功能组合型,单一功能主导型的地域单元相对较少。(3)长株潭地区各类型地域功能的形成规律是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功能类型地域的作用力大小、方向、强度与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空间发展类型识别与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文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利用引力模型、可达性测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该县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其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农牧交错带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空间分异状况。结果表明:乡村空间发展系统分析框架对于新时期农牧交错带村域空间发展类型的识别与发展振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导向性;宁夏盐池村域空间发展类型可识别和划分为4种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分别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适度挖潜类、搬迁撤并类,并对分类因素进行了探测分析,以期对乡村振兴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落地。该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演变与优化调控——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从多城扩张背景认知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从城乡融合视角解析优化调控模式,这既是新时代乡村旅游融合城乡要素的新内容,也是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思路。在遥感解译的基础上界定乡村区域,运用空间统计和函数拟合揭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格网为单元,对研究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宜性进行分区,并以其为基础提出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路径及调控模式。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三市建成区的同步扩张对外围乡村旅游点存在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挤压现象,近城乡村旅游点逐步嵌入所属城市或相邻城市建成区;(2)乡村旅游点空间格局呈现从离散到集聚的演进过程,并形成一核独大、多核并存的空间格局;(3)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化调控应采用分区调控和要素调控相结合的调控策略,因地制宜地构建既响应城市增长需要,又促进乡村旅游引导城乡融合的地域模式。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水网乡村适应性规划研究--以吴江三白荡片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先行区,苏南地区乡村建设发展程度较高,但过快的城镇化进程也给乡村带来了水网格局破碎、生态功能降低等问题,导致乡村面临的生态风险增加,静态的景观规划方法逐渐无法适应当前乡村生态文明发展的需求。论文以苏南乡村的地域特征为基础,选取苏州吴江三白荡北部片区的乡村为研究对象,在生态要素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景观干扰度分析和景观脆弱度分析构建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并得到研究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依据不同风险等级经空间分异将研究区域划分为生态维育区、动态适应区和综合建设区,分别从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改善乡村适应性循环和提升乡村多情境反馈三方面提出苏南水网乡村适应性规划策略。     

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及驱动力探测——以环洱海地区为例

以环洱海地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Voronoi图及基于地理网格的景观格局指数系统分析高原湖泊乡村聚落位置—规模—形态空间分异特征，并引入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测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洱海西侧的集聚程度高于东侧，密度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西侧、北侧及东北侧，密度较低的聚落主要分布在洱海东侧。(2)网格微观视角从位置—规模—形态刻画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特征更清晰；聚落位置受洱海湖泊中心辐射作用明显；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C型”结构，规模较大的聚落集中分布在洱海东侧及南北两侧区域，并呈团块状；聚落形态相对规则，结构不复杂。(3)高原湖泊乡村聚落空间分异驱动因素体现出聚落较强的“人—土—地—水”的共生关系；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的空间分布主要受高程、坡度等自然环境因素和距耕地、水域距离等区位可达性因素的影响，而聚落规模受GDP及人口密度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更明显。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自然环境和区域可达性的交互作用对洱海乡村聚落位置和形态特征影响最为突出，区位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聚落规模特征协同增强...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7 586个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叠加分析法探测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总体空间分布上,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大集聚、小分散"分布格局,经向性特征显著,具有显著的东多西少的格局特征;(2)区域空间分布上,在三大地区、八大分区和省际层面上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森林乡村占比达40.23%,大西南、长江中游等6个区域占比达到79.79%;(3)空间密度分布上,高密度区域分布于黑河—腾冲一线以东的北京和苏浙皖赣湘交接区域,华北、华中与华南为两个核心绵延区;(4)空间关联特征上,呈现中东部热,西北、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零散和带状分布向团状集聚转变的特征;(5)影响因素上,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受经济、社会、生态和自然地理多重因子影响,其中受生态因素的影响较大,河流、地形、气候对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也较大。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及地域类型划分

文章以河西五市为案例区,分析评价了河西五市2000—2017年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并归纳了各地乡村转型发展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间河西走廊各市乡村发展水平基本上呈现出逐年提高态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2)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度逐年提高,乡村重构效果显著,但乡村转型度差异较大;(3)根据河西走廊乡村转型发展评价结果,对各市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由于自然资源、资源禀赋以及自身发展不同,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大城市边缘区城乡多维空间冲突特征与形成机制——以韶关市转溪村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功能过渡与要素交汇区,经济社会持续演变,空间冲突日趋激烈,生态文明与城乡共同繁荣语境下加强空间冲突与协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典型案例韶关市转溪村,主要采用2008与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2018年问卷调研数据和环境抽样检测数据,从用地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维度,解析大城市边缘区城乡空间冲突特征及成因机制,提出城乡统筹与空间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研究区用地变化与冲突明显,城镇用地快速增长,侵占优质区位,农村用地空间明显缩减,生态位不断缩窄。2018年村域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占比高达60.79%。(2)城乡经济差距与冲突显著,外来企业带动作用小,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转溪村人均收入仅为曲江区农村平均水平的50.94%,村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3)城市工业等企业嵌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61.37%的受访村民认为外来企业破坏环境或干扰生活。(4)城乡空间冲突是多维冲突的交织复合体,主要受城乡地域功能分工、乡村多元价值认知、空间组织与统筹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制度供给等因素影响。(5)应基于生态文明进行功能协调,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基于城乡统筹开展空间重构,优化三生空间治理。基于共同繁荣建立协同机制,保障乡村发展权益。     

基于CSSCI的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对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文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CSSCI数据库中1998—2019年的597篇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绘制出研究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发文期刊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总结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研究主体构成。结果显示:(1)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目前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社会背景,聚落形态研究已经在地理、规划、建筑和历史等学科细分成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乡村聚落宏观分布、聚落形态构成、空间演变、地域文化、史前和历史聚落形态。(2)发文量总体上随着时间逐渐增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之前发文量相对较少,以史前聚落形态研究为主;2004—2013年发文量经历了一定的反复,对传统聚落分布格局研究日益增多;2013年至今发文量持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研究领域发生细化,量化研究方式增加。(3)对乡村聚落形态进行研究的学科主要有地理资源类、历史考古类和规划建筑类三种。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集中在地理资源类科研机构,跨学科机构合作极少。(4)发文作者合作关系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大规模学术团队较少,小规模团队和独立作者较多。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1)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经验,进一步梳理完善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体系;(2)深入交叉学科理论的应用;(3)强化定量研究;(4)从传统聚落形态布局中吸取针对防疫及其他社会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应用到规划、设计、建设工作中。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

贫困山区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往往具有高度地理重叠性,成为当前旅游扶贫攻坚战重点区域。在当前各种旅游扶贫鼓励政策下,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利用旅游优势度评价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法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旅游资源优势度和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空间等级划分与评价。运用多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36县(市)旅游资源与产业进行集聚类型分类,得出由各县(市)旅游资源、旅游产业与空间滞后量决定的四种不同旅游扶贫区域类型。依据各区域类型特征提出政企合作模式、战略联合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模式及区域联动模式4种旅游扶贫模式,以期为各县(市)探索新型旅游扶贫模式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指导,对其他同类型贫困片区旅游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区域格局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尺度单元,发展活力是透视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视角。文章融合国内外关于区域/社区发展活力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公共服务等维度建立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2015年全国分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化格局特征、活力指数与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识别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研究表明:(1)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相对较高;(2)贫困地区的活力明显低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县活力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42%、非贫困县的70.95%,活力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62(P0.01);(3)共识别出综合活力低值区(47个,2.52%)、农业活力低值区(291个,15.58%)、涉农复合低值区(411个,22.00%)、非农涉工低值区(151个,8.08%)、三产引发低值区(57个,3.05%)以及财税金融低值区(251个,13.44%)等六类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涉及1 208个县域单元,占研究区数量的64.29%。鉴于活力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传统农区不同类型乡村功能演变研究——以河南省西华县为例

采用典型案例调研法、空间分析方法和图谱法,将西华县乡村按照不同功能分为工业主导型乡村、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和新型社区三种类型,并剖析了传统农区西华县1975—2017年乡村功能演变情况。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乡村功能演变形式不同,具体表现如下:(1)工业主导型乡村的功能演变主要强调工业化对乡村的影响,即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工厂工人";乡村经济活动具有兼业化趋势,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受到挑战,城乡经济联系发生改变。(2)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的功能演变主要聚焦于乡村生产功能和农民身份的变化,即传统农业生产功能演变为非粮化,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农场工人",乡村经济逐渐向市场转化,农业生产空间增大。(3)新型社区功能演变主要聚焦于乡村功能的多样化和市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功能逐渐丧失,但乡村的社会交往空间扩大;同时,基层政府功能得以更新和农村社会自治功能提高。(4)工业化是传统乡村功能演变基本动力,不同的发展阶段乡村功能演变的主导因素不同。(5)对乡村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认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未来可向工业小镇或工业小区方向演变,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可向旅游型乡村发展,新型社区可借助于中心城镇体系的完善交通形成居住型乡村。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采用熵权TOPSIS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1)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2)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3)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京津冀地区乡村工业用地转型

以京津冀地区样带为研究区域,基于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理论分析,通过横向比较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并总结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乡村工业用地显性转型指标值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不发达的内陆地区降低。②乡村工业用地隐性指数以样带中京津地区和邯郸市两个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为高值呈圈层递减的梯度性。③乡村工业用地转型协调区位于发达的北京市和天津市,隐性转型失调区集中分布在京津两市周边的廊坊市和沧州市,显性转型失调区位于样带南部较发达的邯郸市,转型滞后区分布在不发达的邢台市和衡水市。④冷热点探测表明,京津冀地区样带乡村工业用地转型指数的热点(高值区)呈条带状分布,冷点(低值区)呈抱团状分布。⑤样带各区段所处的乡村工业用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验证了本文所提的理论假设。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各地区应结合乡村工业用地转型不同模式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合适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规划管控途径——以4个典型村为例

在厘清乡村空间内涵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求逻辑基础上,结合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的调研分析,探索乡村空间管控的实践途径。研究发现:(1)乡村空间具有复杂多元性、地域差异性和动态开放性特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要面对全要素国土空间管控和乡村发展空间利用双重需求。(2)基于双重需求构建乡村空间"基本用途区+特殊叠加区"管控体系,可依据区域主导因素,划定基本用途区实现对乡村空间规划管控的弹性引导以及乡村空间生态底线保护、发展战略留白、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刚性管控内容的落实。划定特殊叠加区对区内建设活动与国土资源进行用途弹性指引。(3)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乡村空间规划管控需求存在差异,可依据其空间分化机理差异化划定各类用途区,构建针对性空间准入许可与开发利用许可制度。乡村空间规划管控应基于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点,以及基于双重需求"基本使用区+特殊的叠加区"管控乡村空间营建,从而提出差异化并符合乡村自身特色的空间规划管控区域和对策。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

基于PSR模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评估体系，采用指标聚合、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2010—2018年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及其响应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压力指数下降速度最慢，响应指数下降速度最快，2014—2018年下降幅度大于2010—2014年；(2)脆弱性高值区集中分布在大湘西和洞庭湖流域，脆弱性低值区集中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周围，总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脆弱性响应指数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自然因素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指数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人口、环境以及区位因素在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响应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不同区域应根据脆弱性根源的差异，科学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完善脆弱性响应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

以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为例,根据旅游景点功能和性质将其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文化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五类,借助GIS和Crime Stat3.3软件,选取最近邻指数、Ripley’s L函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在空间上表现出南部密集北部稀疏的分布特征,南北空间分异性明显,但不同类型景点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2Ripley’s L函数分析可知,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尺度依赖性,不同空间尺度下分布格局特征不同;3热点探测显示,全省乡村旅游热点区集中分布于苏南地区,苏北地区属于冷点区。通过分析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格局及多尺度特征,有利于合理优化和整合区域乡村旅游资源,提高组织化程度,规范乡村旅游开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