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技术行业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两种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据此，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全面推进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实施差别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相关建议，以期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创新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政策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着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水平,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均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表现为研发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扶持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第二,研发补贴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上是互补的,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度越强的地区,研发补贴的增加越有利于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选择适宜的创新政策组合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需求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了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及机制。利用2000～2011年BACI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尽量外生的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外部需求变量,并采用需求函数法估算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结论表明,外部需求变动同方向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亦即正向(负向)外部需求提升(降低)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改变外部需求、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与检验表明,外部需求引致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有效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部需求对民营企业、中间品和资本品、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且来自中高收入目的地的需求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最大。以上结论为企业面对外部需求变动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文聚焦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视角来考察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采用200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库、WIOD和CEPII数据库,研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对中国企业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但没有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即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国内需求偏好升级背离;供需失衡和国内国际标准不对接是导致出口产品质量背离的重要原因;在需求侧,高端需求外移导致国内市场供需脱节,而在供给侧,价值链上游产业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未能跟上需求偏好升级的步伐则进一步加剧了出口产品质量的背离。因此,把握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的契机,构建供需适配的国内大循环体系,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对接以及价值链上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     

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影响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论文运用2003—2018年31个省级区域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科技财政支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论文研究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研究机构的不同而不同以及是否具有地域性特征。研究发现,科技财政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将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科技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对西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机构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高校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地区科技创新指数影响显著;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地区科技创新影响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了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在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势必会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低估,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扭曲问题。这种反向扭曲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一般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增。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检验

数字化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后发赶超的绝佳契机;然而,在跨国公司阻截、"逆全球化"思潮与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与科技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无视数字投入的来源差异而笼统地关注数字化的贸易所得效应难免出现结论偏误.文章基于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识别数字投入的国家属性,检验了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EDVAR表征)的微观效应.研究发现:(1)国内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国外来源的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与创新渠道作用于企业EDVAR,且依赖不同来源的投入数字化在各渠道下表现迥异.(3)数字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了国外数字投入对企业EDVAR的抑制作用.文章研究结论为我国制造业走出"自主可控"的数字化之路和实现高附加值创造的"弯道超越"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 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出口国技术水平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互动效应对出口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实证

利用2007—2014年中国对112个国家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技术水平、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技术水平与高收入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效应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与低收入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对高收入进口国企业的威胁加大,迫使其建立更严苛的贸易壁垒,抑制中国企业出口。     

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技术溢出和环境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2006—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口贸易获得的RD资本存量、科学家与工程师可用性、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等方面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技术溢出对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技术创新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倒"U"型曲线,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门槛效应;进口国从中国的贸易进口得到的RD资本存量有助于各国环境技术创新;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环境技术创新,而国家企业吸收技术水平对环境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最后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中国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

加快贸易方式转型,对我国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安全高效稳定实现国际循环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匹配2001—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成本调节和创新激励的影响机制,显著削减加工贸易比重,并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在不同服务要素投入、不同服务要素来源、不同制造业企业、不同时期中存在差异影响。因此,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深化服务业开放以及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贸易方式转型效应的重要战略政策。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

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需要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能力的作用,需要以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为研究归宿。文章在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时面临的多重困境。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FDI规模和质量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并通过研发投入的加强提高了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更多更高技术含量FDI的正面效应,可以弥补其对技术溢出的抑制效应。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制度环境视角，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在企业层面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当要素价格扭曲达到一定门槛值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二，要素价格扭曲因企业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呈现不同特征。其中，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在较高的要素价格扭曲水平下，才会达到拐点位置，从而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投入比例是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因素。要素价格扭曲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会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比例，进而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四，制度环境在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产生调节作用，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     

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品质结构的影响研究

文章计算了2006-2014年各省出口品质的金额结构和种类数结构指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的出口品质结构并未显著高于保护较弱的地区,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并非直接作用于地区出口品质结构,而是通过影响创新的出口品质结构效应发挥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每万人专利数上升在改善出口品质种类数结构的同时,导致了金额结构的恶化。说明由于企业创新层次较低,品质提升带来的出口价格提高并不明显。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提升,但研发投入增速明显低于专利数量增速,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专利质量较低,专利增长主要依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增长的事实。提高中国企业创新水平,促进发明专利数量和质量提高,是提升出口品质、改善出口品质结构的关键。     

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其它科技经费来源的影响——来自软件产业基地的实证

在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较低,企业研发投资动力不足。为鼓励企业科技研发活动,科技资助是政府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之一。以2008-2016年全国44个软件产业基地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府科技资助对软件企业研发投入和外部融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上述过程的调节作用;构建了4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科技资助能通过认证机制提高软件企业外部融资,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另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低,政府认证效应发挥的作用越强,企业获得的外部融资越多;同时,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依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2000—2010年中国企业层面的碳排放强度，采用倍差法检验了“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可能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调整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清洁化是该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此外，该政策能更明显地降低大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强度。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企业层面环境问题的考察，是对企业碳减排驱动因素的补充，也是对出口退税政策环境影响研究在企业层面的有效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