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空间关联局域指标LISA分析,考察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构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一直伴随空间集聚的过程,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在东部地区形成了旅游经济活动的集聚区: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的局部性特征,由此引起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均衡.     

生产要素、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性和收敛性

一个经济体内各地区生产要素投入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差异性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关键性因素。据此提出假说:一个经济体内生产要素投入变动的地区差异,将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发散;而落后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基于假说,进一步分析生产要素的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得出两个重要推论。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和全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证实了两个推论,与研究假说相容。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综述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并对当前国内外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归类和总结,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评。     

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人力资本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就全国层面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旅游人力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全国层面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旅游业从业人员与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国际旅游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等旅游人力资本、中等旅游人力资本与旅游业从业人员均与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在全国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区域层面,高等旅游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和中部地区的国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等旅游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的国内和国际旅游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业从业人员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制定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政策时在坚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原则下不同区域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苏锡常城市旅游业发展比较研究——基于区域均衡发展的理论

国内外旅游非均衡发展和旅游差异研究较多,旅游均衡发展的研究较少,旅游均衡发展不是平均主义的均衡发展模式,区域旅游经济应在动态的发展中求均衡.其目标是在地区间存在旅游发展水平差距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旅游发达地区旅游经济的同时,促使旅游欠发达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不同的理论诠释

目前,对政府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比过去更为复杂,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作出较为系统的疏理,为进一步研究政府支出结构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思路性建议.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分析——基于武陵山区的经验数据

利用2006—2010年反映武陵山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旅游收入和GDP指标的数据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局部Moran指数都为正且反映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所有的点都分布在Moran散点图第一象限内,说明该区域各地区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空间自相关。同时,武陵山区局部Moran指数变化趋势分析则表明该区域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动态变化趋势。研究结论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支持。     

铁路通达性变化对区域旅游业的影响——以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对比为例

采用2001—2016年铁路交通和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对比研究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铁路通达性变化及其对各自区域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十五年来:(1)京津冀地区铁路静态通达性水平更高,长三角地区铁路动态通达性水平更高。(2)两区域铁路通达性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但长三角地区提升的幅度更大且更加均衡。(3)两个区域入境旅游接待量、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接待量、国内旅游收入的年增速与各自区域铁路通达性水平的年增速基本同步。铁路通达性水平越高的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越大。(4)根据回归方程预测,若区域铁路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缩短到150 min,则两区域入境旅游接待量、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接待量、国内旅游收入与2016年相比,都将增加15%以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都将增长2倍以上。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源泉及贡献率上,并据此来判断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的方法均采用实证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判断增长因素的比率和变动。对可持续性的判断依据基本一致,均认为TFP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考虑危机和产业调整等新环境的影响,二是分析增长及在区域间可能发生转移对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即区域增长结构可能变动的影响。     

阿坝州旅游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

以阿坝州1991～2011年相关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了阿坝州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阿坝州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旅游经济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区域经济约0.397个百分点,但两变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说明变量间存在着动态均衡关系.     

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趋势的推动下,区域旅游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易实现并且是率先推进的部分。区域旅游的合作发展问题,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合作构想,或者扩容式合作框架的建立所能够完全解决的。本文通过列举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模式的发展现状,提炼出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模式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提出过多的政府行政力量的涉及是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中最大的缺陷。     

国内外冰雪旅游开发与研究述评

冰雪、森林与海洋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资源。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冰雪旅游已经步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一潮流,中国的冰雪旅游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文章对国内外冰雪旅游开发现状与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就国内外冰雪旅游研究文献做出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冰雪旅游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国外冰雪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     

节事旅游对目的地影响效应评价——以张掖市为例

节事旅游以其巨大的产业带动作用、经济收益大等特点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许多城市甚至各县都开展了节事旅游。张掖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开展一系列节事活动。针对张掖市节庆旅游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并指出了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此促进张掖市节庆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分析——基于山东省1980～2008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1980—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趋势关系,且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通过对柯氏生产函数的扩展计量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结论：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高。     

浅析大连城市旅游的发展空间

本文从城市旅游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大连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从城市、旅游与城市旅游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发展城市旅游是解决大连旅游业现实问题与大连城市发展原则和发展战略相协调、同时顺应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可能与必然的选择;在此基础之上,对大连城市旅游的整体形象进行了定位,并具体阐述了大连城市旅游的重点发展内容。     

九寨沟旅游者的结构与行为分析

近年来,借着国内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年轻的九寨沟在旅游市场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旅游者,笔者认为,旅游者的结构与行为特征极大地影响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所以进行相关的旅游者分析显得十分必要,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浅析了九寨沟旅游者的结构,行为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来认识九寨沟旅游产业的发展问题,从而促使其良性发展。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Transfrontier Pollu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effect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foreignemissions and on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We use a Dixit-Stiglitz type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an endogenous number of firms.Production generates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which spill over to theother country. It is shown that environmental policy has an impact onmarket struc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ese market structure effectsinduce changes in emissions abroad. In contrast to what has been derivedin earlier contributions, it turns out to be possible that tighter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t home lead to less emissions abroad. The paperderives these results and provides the economic intuition behind them.Finally, conditions for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derived.     

Tourism–growth nexus in Pakistan: Evidence from ARDL bounds test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test the long 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economic growth of Pakistan by using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 models over the period of 1972 to 2011. The initi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usality runs from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the estimated growth regression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akistan along with other variables like physical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implies tha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tourism sector may enhance the economic growth activities in Pakistan.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改进

通过分析大量国内外有关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文献资料发现,针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完善和改进了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Home-country environment and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is paper takes a holistic view and examines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he home country on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decisions. We construct an economic growth index to assess the overall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Chinese regions and find that the home country’s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firms’ decisions to invest abroad, and that such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nsified for firms with state ownership or without an export network. Moreover, unlike previous literature, we look at both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n OFDI decisions and the consequential impact of OFDI on firm performance. We emplo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s, as well as the Heckman two-step model, for our estimatio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OFDI does indeed improve Chinese firms’ productivity and sales. This paper, therefor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identifying a range of home country business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have a combined effect on firms’ OFDI decisions, adding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FDI originating from emerging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