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选取2011-2020年河北省11个地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体系,通过构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最主要影响因素,且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城镇居民消费的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因此...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而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打破农村金融困境的有效工具,已经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论文利用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约束缓解的视角,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各区域间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较大;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从农业重要性角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且其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中,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区域差异性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沿东部、中部向西部递减,且其均能通过缓解金融约束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农业绿色发展。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论文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缩小区域“数字鸿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     

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测度、结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已基本形成政府和业界“双轮强驱动的中国发展模式”，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网商银行的业务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1年全国1 766个县（县级市、旗）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五年间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回归常态化增长。不同区域和各省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但差距有所缩小。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未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并增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加强金融教育和金融健康建设。     

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四期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处在中低分位数的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即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边疆省份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模型,从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和数字创新程度的视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边疆省份乡村振兴具有促进作用,且当中等职业教育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创新程度高于门槛值时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东北边疆地区助推乡村振兴作用更强,西北边疆地区次之。其主要作用机制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减少“因病致困”人口占比,带动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政府应推动边疆乡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数字创新成果转化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我国边疆乡村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SD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县域经济的长期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14—2019年全国县域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促进经济水平发展，且对农业经济水平影响更明显。研究进一步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有利于县域经济水平发展，也同时促进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这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消费作为居民的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数字消费时代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值得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加强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最后,根据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