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外部需求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了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及机制。利用2000～2011年BACI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尽量外生的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外部需求变量,并采用需求函数法估算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结论表明,外部需求变动同方向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亦即正向(负向)外部需求提升(降低)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改变外部需求、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与检验表明,外部需求引致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有效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部需求对民营企业、中间品和资本品、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且来自中高收入目的地的需求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最大。以上结论为企业面对外部需求变动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一机遇促进企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命题。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作用条件来看，高管风险偏好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质量提升:基于创新技术特征的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有重要影响,然而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前向专利引证体现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技术特征,为打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影响的“黑箱”提供新视角。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效率以及采取专业化分工的渠道,提升创新质量及其技术连续性。同时,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以及行业集中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崭新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关系存续与增长

本文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关系存续及其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利于企业出口关系的存续,并能够提升其出口增长率。稳健性检验显示,更换产品质量测算方法、样本区间、计量方法等并不影响本文基本结论,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本结论依然不变。从影响机制来看,产品质量升级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提高了企业出口关系存续概率,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以及提高出口价格促进了出口增长率提升;同时,产品质量升级还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关系存活概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对外资企业和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出口关系存续的积极影响较大,而对私营企业和出口到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的积极影响较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结论依然显著。本文发现背后的影响机制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当地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从而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城市企业和资源加工业企业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制定、实现贸易增长模式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融资约束是否限制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提升?针对此问题,基于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生产和贸易匹配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加成率。有关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减少企业出口的概率和降低出口产品质量,从而限制企业提升加成率水平,表明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中的生产率渠道、出口渠道和出口产品质量渠道均存在。为此,需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以提高中国企业加成率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     

技术进步路径转变下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技术进步路径由技术引进转变至自主创新是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引力模型,利用企业层面的海关工企数据与产品层面的UN Comtrade数据,实证考察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单纯的技术引进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并不显著,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自主创新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途径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企业所有制、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目的国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