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对策——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市为个案，对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随着长沙市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在扶弱助残、关爱儿童、社区治理等社会服务领域的作用日益显著，尤其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通过整合社会优势资源，积极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长沙市社会组织已然成为长沙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长沙市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了基层党建模式，激发了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满足了市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当然，部分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政治嵌入困境、社会组织之间联动合作不够强的结构嵌入困境、未能真正融入服务对象的关系嵌入困境、与受众认同观念存在差异性和服务理念不足的文化嵌入困境。要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做到以下“四个注重”:一是注重健全社会组织参与制度，二是注重强化政府支持力度，三是注重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四是注重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     

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类面临的困境与风险史无前例地交织和凸显,全球治理已不能"一切照旧"。目前,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碎片化,即主体多元、过度竞争、议题增多、制度阻塞加剧、规范冲突和知识失效。治理困境纾解需治理网络或者说"地球系统治理",世界城市作为具有诸多特殊功能的空间地理区域凸显。其实,世界城市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机会也是义务,通过对国家权力不成比例的集中和对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实现了对国家的适度"脱嵌"。然而由跨国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构造的城市网络并不能覆盖全部治理需求,城市网络纳入更多构造者成为必需,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信息企业,而流动空间将它们相互啮合。流动空间的横向自发链接使以城市为载体的诸多类型行为主体成功搭建出了制度化、程式化的全球政策网络,由此,城市获取整合、综合和扩大三重效应的同时也嵌入到治理体系。世界城市网络和全球政策网络的形成提出了城市外交需求。城市外交对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能够提供公共物品,镶嵌到国际制度并深度治理,创新、扩散和深化规范。     

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初探

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证券市场过度投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失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多重代理之道德风险以及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健全五大现实困境,使得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在我国,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寻找机构投资者摆脱前述现实困境的对策,以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水平。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理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理模式存在的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引进政府、社会组织、非政府投资主体、卫生服务机构运营管理者、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多中心治理是提高其服务效能和保证其公益性目标的有效措施。在此基础上探索适用于社区卫生机构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的有效治理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试析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居民充权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存在政府权能失衡失真、社区组织能力和资源不足、社区居民认同感差和参与度低的困境。借助充权和相互充权理论,可对社区治理困境的内在机理进行剖析,从新的视角探索通过社区居民自我充权和反向充权,形成能容纳多元主体、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各方面能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

2003年的非典掀起了全国性的“问责风暴”，官员问责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随着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问责速度越来越快，问责力度也越来越大，但是问责制在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从问责制度的问题出发，力求从理论、法律政策和机制层面寻求完善问责制的对策思路。     

政府问责方式的新发展：绩效问责制探析

基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结果，问责主体依法定程序追究没有达到基本绩效目标的政府组织及其公务人员的公共责任的过程就是绩效问责。它关注于官员的有效政绩和贡献。在绩效问责制下，“无过”并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政府官员会因为没有达到应有的绩效水平而被追究责任。但目前在我国要实现绩效问责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积极履行其职能的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必须要克服的困境。     

治理理论与宁波社区结构重构——以权力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宁波的城市社会治理正在从单位治理走向社区治理，这种结构性变化意味着依托组织的、结构化的整合方式正在逐步向非组织化的、网络化的治理过渡。党政组织和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双向互动、互相借用，在这互动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依据对方的行为不断改变着进一步的行动，从而建构着当代宁波城市社区的权力秩序。在权力秩序的重构和互构中，必须注重社区中的秩序所具有的某些不稳定性或潜在不稳定性．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异体行政问责制包括异体行政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的形式以及问责的程序。它的理论渊源是人民主权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理论。     

我国网络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本文针对我国网络问责过程中面临的有序性缺失,真实性不够,法制性欠缺等困境,通过分析成因寻求对策,希望能对消除当前我国网络问责面临的困境有所帮助:加强网络问责主体个人素养的教育;重视网络媒体自身媒介素养的教育;转变网络问责客体回应问责的方式。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提供公共物品在公共行政学理论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文章就此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调整及运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四个方面对两者之间的合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认为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社会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更好地与政府一起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大都市区跨界公共事务运行模式:府际协作与整合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协作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整体性治理理论所主张的地方政府间的协作和整合成为促进大都市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方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深入研究大都市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的构建及运转机制,进而探讨由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各个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共同组成的大都市区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对实现我国大都市区跨界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有效适用的逻辑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具有普适性的成分。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整合的必要来源于公民社会的渐次成长,整合的途径是组织重建与信仰重塑,政府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促成整合根本上需要利益共享。利益共享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指向。权力共享是利益共享的前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失败是改革机制扭曲,特别是改革共识缺失的表现。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密切勾连于现代国家建设。对治理失败的应对须从信任构建着手,这必然与治理规则设定及其施行及治理精英成长紧密相连。整合与共享是从应然层面上对公共治理理论当代中国有效适用的描述,失败及其应对则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实然展示。当代中国,整合、共享、失败、定位及失败应对形塑了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逻辑。     

家族企业的契约复合性及公司治理研究的突破方向

公司治理在家族企业研究中一直是个难点,主要困难来自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复杂性.在涉及家族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家族企业治理问题中,公司治理主要针对纯经济性企业契约的治理理论存在的适用性问题.治理对象和范围的拓展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新的理论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家族影响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并对家族本身在企业内形成的契约关系进行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的思考

社会治理包括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社会自治两大方面,但在当前社会力量有限情况下,政府对社会治理承担着主要责任。明确社会治理评估的重点有助于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居民主观幸福感等八个方面可以作为政府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社会治理也需要与政治或政府体制的改革治理协调推进。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分析:审计定位与利益相关者

大多数经济文献认为公司治理的目的主要是指增加股东的利益,在公司治理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审计也是如此。由此本文提出了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公司治理不应该仅关注股东的利益,而应该同时关注全体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应该站在全体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上给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定位。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区域公共治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多中心治理,它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在区域公共利益基础上互相信任、互相合作以管理区域公共事务。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依赖,进行合作。     

基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与模式探讨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必然发展。文章认为,基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理论上需解决改革的目标、实质、条件和制约因素等基本问题,在实践上有上海功能区域改革和浙江“强镇扩权”两种模式。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以浙江模式为基础借鉴上海模式的优势,重点解决阻碍体制改革的制约性因素。具体建议包括合理划分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管理职责、公共财政从重视城市发展转变为城乡协调发展、统一城乡公共服务机构等。     

Stud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Public Enterprise from the Angle of Railway Renewal and Overhaul Rights

Governance mode, in which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action parties as well as the concern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property rights allocation are determined, is always the initial and overall incen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ailway transportation facility renewal and overhaul rights take on du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ublic goods and enterprise goods. For those renewal and overhaul rights obviously belonging to public domain with prominent commonweal features, organization mode of public enterprise can take advantages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govemance, save transaction cost,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imultaneously fulfill society and enterprise objectives.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renewal and overhaul rights, even though we cannot eliminate, we can reduce the public domain in Chinese railway system by means of organization boundary adjustment, establishment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providing complete transportation produc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market. The paper strongly maintain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arrange railway renewal and overhaul rights within public domain through spe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special lawmak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