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上海工业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提质减速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逐年减缓趋势。使用指数法将上海十余年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姆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发现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行业内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找出了对上海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最大与最小的各五个行业。     

基于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指数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及丹尼森效应,三种效应的贡献率显示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2002年以后丹尼森效应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对比分析中国31个省份的纯生产率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发现,东部地区省份的两种效应普遍高于其他省份。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部省份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在保持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的基础上提高丹尼森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两种效应都有待提高。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分解——基于扩展的Nordhaus指数方法

Nordhaus指数方法是一种有效且已较广泛应用于测量生产率增长的方法。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地区间要素变化或流动导致地区要素比例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力要素角度对Nordhaus指数方法进行扩展,以中国劳动生产率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导性的驱动因素,其他效应影响相对较小但近年来有日益增大趋势;各效应时序变化有较大差异,纯生产率效应波动较大,其他效应较小;扩展模型中的劳动力地方结构效应与地方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比例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地方差异。     

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与条件收敛——基于产业经济的结构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法,本文将1985-2008年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成产业结构效应、纯生产率效应和配置效应。实证发现,产业结构效应对解释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具有突出作用;而纯生产率效应较低是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最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基于条件收敛分析框架,我们用SUR模型研究发现,地区间存在着的产业结构收敛、产业内纯生产率收敛是地区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内在原因,并且产业内纯生产率收敛是其最主要的组成成分。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著。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著,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研究——基于浙江地区与国内外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内生型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基本支撑。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也仅为美日韩等先进国家的1/4或1/5左右,劳动生产率提升较为滞后。在当前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抓住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生产制造方式变革机遇,注重发挥"三个效应",即追赶效应、丹尼森效应和鲍默效应,着力创造"劳动生产率红利",继续形成对发达经济体的较快追赶步伐和推动增长模式升级。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聚集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

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分别就出口和进口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所以,调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模式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

本文在运用全局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首次对2001—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及其数量效应变化和效率效应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TFP,中国工业TFP主要依靠老产品驱动;整体上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基本停滞;2008年后,TFP新产品动能的数量效应和效率效应双双提升,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实现了较快增长,技术效率的新产品动能有所下降;企业规模、非国有企业占比对于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没有显著影响,FDI有抑制作用,出口和R&D投入则有促进作用。     

企业更替和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基于我国部分竞争性行业的实证研究

21世纪以来,我国部分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更替和生产率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行业内部的竞争实际是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竞争,竞争过程中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生产率增长较快企业取代生产率增长较慢企业的市场份额,企业更替的过程不断重复,使得行业生产率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我们用近年来相关行业的数据研究表明,企业更替不仅通过选择效应,而且通过激励效应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然而,随着进入潮的逐渐消退,选择效应的作用有所降低;但企业更替主要通过选择效应中的动态转移效应和激励效应推动行业生产率不断增长.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演进——基于动态OP方法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工业行业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第二,使用动态OP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存活企业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幅贡献最大,低效率企业退出同样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第三,总进口增加、中间品进口增加和最终品进口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及各个分解部分增长;第四,国内企业竞争主要通过影响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而贸易自由化则主要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再配置,并以此推动总量生产率增长。     

FDI和产业集聚对TFP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上海制造业行业的数据

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上海20个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指数;用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上海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国有产权比重具有显著的反向作用。     

京津都市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以北京和天津为主体的大都市区,不仅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更承担着全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职能,其中制造业仍是区域竞争能力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因此,增强京津都市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提升本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该研究旨在对京津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进行结构解析,明晰该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来源,为打造新型产业分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自1997—2007年间,北京和天津制造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大约相当于全国的2倍;研究期内京津地区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增长,且自2005年以后天津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高于北京。采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对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即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导致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源泉,由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导致的行业结构调整即"结构红利"效应并不显著。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行业分解结果表明: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源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技术与规模经济指向型行业。结论主张京津地区制造业要尽快以新型产业分工为基础,根据城市自身优势,实现制造业产品和功能的差异化战略,共同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我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依据扩展的R&D与生产率方程同时控制物化型、非物化型溢出与竞争效应,发现进口竞争与物化型溢出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还发现进口贸易对三位码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具有直接的负溢出效应;而且,大部分三位码工业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制造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基于不同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将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前者通过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扩大比重实现;后者通过"与用户相关的外溢"等机制实现。对我国1980-2010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发现:单纯从直接作用看,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进一步利用动态面板衡量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总和,发现制造业结构变动明显影响生产率的变动。这也说明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