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差异化战略

文章基于风险承担与保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风险对冲效应有助于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在民企以及诉讼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更强的风险兜底作用；当采用高管海外经历作为工具变量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而非“自利效应”影响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战略进攻性较强以及研发创新较多（研发型专利和外观型专利）。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相关文献，还有助于全面认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为董事高管责任的全面推广及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风险承担与企业环境绩效

文章以200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风险承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正向影响了企业环境绩效，即作为一种避险机制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从而有效提高环境绩效；企业风险承担则削弱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进一步讨论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弱；两职合一比两职分离更能促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文章选取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研发投入中介视角出发,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的效应中,发挥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高管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辖区企业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管的研发技术背景对该作用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并对数字金融在创新激励方面的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限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背景的调节效应也是如此.     

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薪酬激励理论,采用聚类分析法和FGLS,以2009－2014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小企业高管团体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高管货币薪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中具有正加强效应,即高管货币薪酬在企业创新行为中发挥重要的激励促进作用,能调节高管团队特征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政府部门全面掌握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研究中小板上市公司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激励与营运资金动态调整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营运资金需求及动态调整的影响机理及效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营运资金需求及调整速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管薪酬激励与营运资金需求及调整速度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激励程度越大，营运资金需求水平越高，且营运资金向目标水平调整的速度也越快。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着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作用效果的发挥，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结论对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制定和调整薪酬管理制度、有效激励管理层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与环境规制交互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非东部地区企业中并不明显,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有一定的条件。其次,高管短期薪酬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高管持股比例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作用。而高管在职消费仅在东部地区企业中增强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论会计信息及时性与企业创新

文章采用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通过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较强的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融资约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即更为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影响存在一定调节效应，表现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

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是否会对技术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并考察证券分析师发挥何种作用具有一定意义。文章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师关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完善的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更高，分析师关注显著抑制了内部控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无明显差异。文章通过探寻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企业加强内部控制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高管与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企业数据

如何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是当今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共同的关注点,对于多从事高科技业务的创业板企业更是如此。文章以2011-2018年我国创业板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创业板企业中,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比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核心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进一步研究发现,核心员工股票期权激励比限制性股票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以提高企业股权激励计划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为推动股权激励制度完善及股权激励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绩效

本文从高管薪酬的角度,在分析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统一框架下,基于产权的性质,收集了2006年~2016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并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

文章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能够显著加剧企业违规行为，即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越强，企业违规倾向越大、严重程度越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抑制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情境性分析表明，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关系在低货币薪酬、高持股比例或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的相关文献，同时为高管薪酬制定以及如何规范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参考思路。     

行业锦标赛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的经验证据

行业锦标赛激励在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有效值得关注。文章选择2009—2019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检验。研究发现：行业锦标赛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为行业锦标赛激励强度越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经理人市场有效程度较高、CEO过度自信以及CEO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而产权性质削弱了行业锦标赛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行业锦标赛激励增强了投资意愿、提高了研发支出，以上构成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行业锦标赛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业绩。文章以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明晰了行业锦标赛激励在公司治理中的情境特征和作用机制，为新兴资本市场行业锦标赛激励有效性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大量利用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贸企业可持续增长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对可持续性增长实现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董事会特征方面: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议次数则无显著影响;(2)高管薪酬方面:高管报酬与高管持股比例都会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有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税收激励与数字产业创新效率

运用2008—2017年中国数字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信号理论探讨了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企业成长期更为明显，当发展到成熟期，此激励效应由正转负。税收激励对非国有、大规模、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在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创新效率更高；相比沿海省份，内陆及西部地区数字企业对国家税收激励政策响应更为积极。税收激励通过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数字产业创新；融资约束在税收激励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起到了积极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