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亚太与中国：不可不防的四大风险

与2013年相比,2014年亚太形势发展的逻辑线索将更趋清晰化。伴随着中国对周边战略的进一步优化,以及美国对亚太战略的阶段性调整,中美在亚太地区两强并立的态势更加明朗,但中美博弈将更多体现为中国同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之间的摩擦。亚洲各国也在地区大变局中争先恐后、纵横捭阖,亚洲地区安全秩序进入深刻重塑之中。     

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北大核心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以指导双方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共存,而不是恶性竞争。中美应该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实现在东亚共处,但基于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地位以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完全相等,而是应该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地区身份的不同对两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义务予以差异化的安排。未来中美东亚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应以两个原则为指导: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利益。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视东亚为其全球霸权基础的美国不会满意这一安排,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构建中美东亚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阻碍,也不意味着上述原则是不现实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两国实力逐渐走向平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主张。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中美技术竞争与中国周边经济秩序变革——以中水平技术优势塑造中国周边经济结构

中美技术竞争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表现，中美技术竞争的核心不仅在于谁的技术更前沿，更在于谁能运用现有技术开拓更广阔和更为纵深的市场，对更多国家辐射更大影响力，从而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中占据优势地位。中美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市场，这是中国的相对短板；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成本更低、性价比更好和适用性更强的中水平技术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的相对优势所在。作者由此建立了一个大国技术竞争的分析框架，重点围绕技术后发国家与技术先发国家在技术落后国家的竞争逻辑和大国利用技术手段塑造周边经济秩序的一般路径，从技术适应性和技术竞争优势两个维度分析中国能够在周边地区与美国的技术竞争取得成功的原因：中国在周边地区有效利用了中水平技术优势，通过技术投资优化区域产业价值结构，并利用技术出口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在与美国的技术竞争取得了一定优势，逐渐提升了在周边经济秩序构造中的战略地位。运用华为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开拓泰国市场和中国在周边布局铁路技术以改善周边经济发展环境两个案例对上述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正着力发挥中水平技术优势扩展周边市场，并以此逐步健全一个相对自主的中国...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今天东亚安全持续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为了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如何演变,亚太国家如何重新接纳或者对待已经变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整个亚太区域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外交必须站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这一新高度,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区域外交进行及时和战略性的调整,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     

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但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来认识和考察。     

论亚太大变局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入了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作者从环境变化、力量变化、趋势变化和秩序变化四个方面分析这一格局变动。在环境变化方面,亚太地理范围的扩大和行为体的增加、行为体之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使得亚太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元复合结构"特征。在力量变化方面,中美、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本从长期重视经济力量的作用转为愈来愈重视发挥安全力量的作用,而美国则从长期倚重安全牌转向更加重视经济牌。在趋势变化上,一方面,未来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而与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相比,中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较高。就长期趋势来说,地缘政治变化将是温和的,而地缘经济演变将是强劲的,后者会更多地影响前者。在秩序变化方面,驱动亚太秩序演变的经济逻辑将进一步强化,霸权秩序的成分会进一步下降,秩序结构更加平面化,平等性上升,合作性增强,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亚太秩序将呈现为多元复合的地区共同体形态。     

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 中国西部迎历史机遇

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西进"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推动中美战略互信。……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     

理性看待大国排位

对全球秩序重构的判断,涉及到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全球秩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重构,仍将维持过去的基本格局。中国外在经济规模所表现出的影响力,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国内诸多问题上的缺陷。中国对于全球秩序重构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不要盲目追求在大国博弈中排座位的游戏。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仍然是中国未来有意义的战略。     

理性看待大国排位

对全球秩序重构的判断,涉及到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全球秩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重构,仍将维持过去的基本格局。中国外在经济规模所表现出的影响力,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国内诸多问题上的缺陷。中国对于全球秩序重构还没有准备好,因此不要盲目追求在大国博弈中排座位的游戏。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仍然是中国未来有意义的战略。     

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势转移理论往往将大国实力的不均衡发展与霸权战争相联系,并认为崛起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是霸权战争的根源,由此提出管理权势转移的必要性。美国与亚太战略再平衡相联系的战略东移,本质上便是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预防性管理,这呼吁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战略应对以避免被动式管理、反应式管理和个案式管理。一方面,美国的管理本身存在着源于权势转移理论的重大前提假设错误,为中国主动应对进而有效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成功实现和平权势转移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英权势转移的管理经验,也为中国未来主动、有效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避免由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而带来的涉中国的争端集中性爆发,中国针对中美权势转移的主动和有效管理战略应确立精细的阶段性战略和阶段间衔接战略,实现从"坚持韬光养晦"到"部分积极有所作为"再到"全面积极有所作为"的平稳过渡,最终迭致中美权势转移的和平实现。     

浅析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政策导向问题

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的战略形势和安全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战略竞争不会淹没务实合作,日本在中美之间渔利的空间会逐步缩小;美日同盟关系仍然基本牢固,美国对日本战略约束的大小主要看中美关系的态势;在中日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美国把日本当做对华战略"棋子"并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和路径。     

中美俄日欧五大战略力量中的三组三边关系

在美苏两极格局崩溃后向多极格局演变和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中美俄日欧(盟)已成为活跃和竞争于世界舞台的五大战略力量。它们不仅各自具备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独立一极的相当实力或潜力,而且业已在当今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重要领域占据了各具特色的重要地位,扮     

贸易摩擦牵动金融较量

【香港《大公报》10月13日】 综观近几年来中美和中欧之间在贸易和金融这两个最重要经济领域的分歧与矛盾，呈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贸易摩擦的背后，交织着两国或两个地区金融利益的博弈，在金融战略的背后，隐藏着两国或两个地区贸易与经济利益的较量——贸易摩擦紧紧牵动金融博弈。特别是中美两国一轮又一轮纺织品贸易谈判，中国财长金人庆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应邀于9月23日参加七大工业国（G7）的华盛顿高级经济官员会议，都十分明显地把国际社会关注的贸易与金融话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

作为中国周边战略延伸地区的一次重大危机,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苏丹的重大海外权益使中国的危机应对再次具有了实质性内容和主动色彩;参与大国博弈时所凸显的困境和危机推动了中国对既往政策的初步调整;中国在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积极变化,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维护自身利益边疆的前奏,中国和伊朗近期签署的长期能源合作协议,成为外交政策调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     

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便是地方政府与以前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出现由于利益不同导致的博弈。在这种经济环境仍旧处于制度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实施适当的政治策略,能够影响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文章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角度分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企业应如何实施政治战略,以建立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     

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化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和冲击性影响已经变为现实问题。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升级,很有可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重要的冲击性影响,迫使地区性生产贸易网络体系发生被动式调整。全球新冠疫情在短期内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从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取决于双方战略竞争格局和博弈结果。当前中国新冠疫情已经到了基本可控的阶段,进入刺激国内需求全面恢复的状态,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危机的这个先发优势,将之作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起的战略竞争和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