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提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多样性、对外投资规模、宏观经济稳健性和外汇储备充足程度6个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应该坚持有限和定向的开放。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基本稳定,但利率尚未市场化且汇率政策弹性仍旧不足,所以资本账户还未到全面开放的时间,但是未来几年中国应该抓住上海自贸区带来的难得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更快与发达国家接轨。资本账户有限开放是指放松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对资本市场开放设投资方资格要求。定向开放是指我国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需要与未来战略伙伴国家签订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中国金融市场准入的资格作为我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工具。     

资本账户开放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提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多样性、对外投资规模、宏观经济稳健性和外汇储备充足程度6个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应该坚持有限和定向的开放。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基本稳定,但利率尚未市场化且汇率政策弹性仍旧不足,所以资本账户还未到全面开放的时间,但是未来几年中国应该抓住上海自贸区带来的难得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更快与发达国家接轨。资本账户有限开放是指放松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对资本市场开放设投资方资格要求。定向开放是指我国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需要与未来战略伙伴国家签订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中国金融市场准入的资格作为我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工具。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主张改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在区域层次上,中国大力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以构建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通过与部分友好国家和关键国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和推进本币结算来减少美元依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在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出一些新特点:在目标上,体现出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抱负;在手段上,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制度化平台来表达中国立场;在对象上,中国金融外交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而在执行主体上,中国逐渐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从而保障了金融外交的执行。金融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过去四年来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域。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双边股权资本流动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运用2001～2009年66个经济体的双边股权资本流动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各经济体的股权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母国和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母国的金融发展对投资决策起主导作用,而当投资决策发生之后,投资的规模则是由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另外,金融发展对双边股权资本流动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扩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     

东亚金融一体化:基于资本流动的实证分析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生后,为了避免对外国资金的过分依赖,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东亚各国(地区)陆续开放本国资本账户,加快区域间的资本流动以推进东亚金融一体化。本文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对东亚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做出分析,研究发现东亚金融一体化程度并不高,但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加强,而其中东盟是东亚各子区域中金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货币博弈的强与弱

在金本位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有助于一国积累黄金储备,维持本币与黄金挂钩及其国际影响力。但在信用货币本位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尤其是金融实力显得更为重要。美国凭借强大的金融实力,在国际分工和货币博弈中占尽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为防范资本流动冲击,被迫积累贸易顺差,将大量外汇储备投向美国,维护美元的地位。金融危机后,金融全球化步伐放慢,但很难逆转。美国经济金融调整较快,虽然美元面临贬值压力,但其地位不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实力相对上升,但仍是美元区的一部分;国际收支顺差仍很大,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可能超过美国对中国资金的需求,这将削弱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博弈中的地位。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化,需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为此,必须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善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     

亚洲工厂及关联度分析

依据亚洲零部件贸易数据,作者采用了依存比率的方法对亚洲工厂的规模、工厂内部以及同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亚洲工厂的规模超过北美洲和欧洲工厂,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亚洲零部件内部贸易额及比重超过了欧盟,这说明亚洲生产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从零部件进出口规模角度看,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均高度依赖亚洲工厂的活动,而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存度则最高,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只排在第三位,这说明中国是亚洲工厂的核心平台。美国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而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亚洲工厂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亚洲工厂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依赖。相反,美国对亚洲工厂的依赖程度则远高于亚洲工厂对美国的依赖。     

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探析——美国金融霸权视角

我国经常账户已连续十多年保持顺差，近几年更是呈现出逐渐升高的态势。金融霸权作为美国长期维持大量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的基础，正是我国出现巨额顺差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是美国金融优势、强势美元政策和国家根本利益在国际收支账户上的集中表现，是由金融霸权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短期，我国必须坚决保护自身比较优势、坚持汇率稳步提升和多渠道消化贸易顺差。而在长期，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产业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依赖，实现我国的经济平衡。     

怎样应对“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现在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种金融霸权主要有三种形式.……     

怎样应对“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现在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这种金融霸权主要有三种形式.     

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多边汇率与双边汇率的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cointegrating VAR)、误差修正模型(VEC)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研究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人民币多边汇率变化与中美双边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关系,并在模型中引入供给弹性和政策变量以提高检验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其效应在短期内即可显现,但对双边进、出口的影响则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变化与多边汇率变化的综合比较,两国经济增长均将扩大我国对美出口和美、中贸易逆差,而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相互影响效应的评估研究——基于抛补利率平价理论的实证检验

对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影响效应进行实证评估后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国内利率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国内利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中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利率政策的影响仍然较小;美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利率政策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大,因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间的传导机制建设仍需深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     

论中美反补贴争端及其解决途径选择

中美两国有关反补贴争端是近些年来新产生的一种贸易争端,并且已成为双方众多贸易争端中非常突出的事件。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必将使中美之间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鉴于反补贴争端自身具有的特点,本文概述了补贴的双重性质和反补贴的特点,简要地介绍了中美反补贴争端的基本情况,分析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指出了反补贴争端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避免使中美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和尽可能解决两国之间反补贴争端的若干具体途径和建议。     

美欧经济动荡及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这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世界经济将长期陷于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为摆脱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在世界范围产生传导效应甚至危害,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对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趋势,趋利避害,有效消解战略压力,坚决维护对外关系的总体平衡和稳定,本着冷静观察、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投棋布子,积极运筹国际变局,尤其应重点强化经营周边的力度,拓展回旋空间。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几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焦点在于双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理解。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附加值指标较好解决了贸易转移、国内循环和贸易回流这几个统计问题,对贸易利益的刻画要更为真实、科学。本文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由此,我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实现国内附加价值比重的实际增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Human capital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corporate debt maturity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human capital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ffects corporate debt maturity.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effects,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highlights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on mitigating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households, and firms. U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in 2008 and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over 2011–2013, we find that the financial sector's human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negative) role in short-term (long-term) debt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great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Further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baselin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redit supply hypothesis.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human capital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trengthens its renegotiation capacity for corporate borrowing,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hina's financial repression policy and leads to increased exposure of firms to credit and liquidity ri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