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空巢居住:来自北京市的证据

分析了北京市社会养老保险与老年人空巢居住之间的关系。老年人社会养老保险收入越高,越倾向空巢居住,即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但是,如果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照料,那么他们将倾向与子女居住而不会选择空巢居住,即使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比较高。     

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信任影响因素理论,挑选并构造了影响信任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然后运用SPSS对ISSP2001年＂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这些因素对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信任度更高;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级、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社区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     

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探讨

社会信任在经济合作、社会交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也是跨境合作与交流的重要软性机制.以广西荔浦、全州两县6个乡镇作为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代表,以2012年初对上述农村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中的许多细分因素对该区域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有着显著影响.研究的结论有助于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进跨境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寻找提高泛北部湾中国区域农村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基于主观经济地位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2、2013和2015四个年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是否参加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投票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系统分析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其公共参与信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的,这种影响会因当地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整体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法律知识水平更高、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地区,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参加选举投票的阻碍作用越小。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表明,它们在社会资本、制度设计与技术平台方面具有较好的协同动因,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为社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而社区社会组织则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拓宽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协同领域,并且创新协同方式。     

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对企业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那么，社会信任对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有什么影响？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社会信任越低，企业越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越会弱化社会信任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低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会使企业不倾向于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为此，要继续推进正式制度建设，遏制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全面推动诚信社会建设，提升社会信任水平，降低经济个体间的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此外，企业要主动增加信息披露，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低股利”和“零股利”现象。     

棚户区改造绩效与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实践的调查

辽宁省棚户区治理工程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方式,客观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旨在建立棚户区改造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调查问卷对棚户区改造的实际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棚户区居民在人均居住面积、住房条件、社区环境、社会福利水平及居民收入水平上都有显著提高。在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治理模式下,政府行为直接影响居民对棚户区改造的认同度,其中评估公正性对棚户区改造居民满意度影响最大。此外,工程时间、规则清晰度及政府遵守承诺程度都影响居民对居住环境及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满意度的正面评价。     

试论政府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加快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城市基层急剧转型，居民居住、生活方式快速改变的背景下，原有的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出现明显不适，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功能和职责不清，近几年来不断增多的物业纠纷，乃至群体性事件，给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路径研究——H社区、T社区足球协会的比较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居民活动的载体，它能够有效地促进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文化的形成，因此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当前对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研究比较薄弱，缺少具体的操作路径和案例研究。基于两个社区足球协会的比较研究，得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路径。     

中国产业多样化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工业二分位数行业的研究

我国产业专业化水平与人均GDP基本呈现U型关系而且目前正处于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阶段。我国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的影响因素中既有我国特有因素,又有一般因素,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产业多样化程度越低(专业化程度越高);FDI占GDP的比重越大,产业多样化水平越高;科技活动人员和经费在行业间分布越集中,产业专业化水平越高。因此产业政策的制定应在顺应目前我国产业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下推进高端产业在我国的集聚与发展,找到市场选择与政府指导间的平衡点,有效发挥科技及人才集聚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结合"一带一路"制定更加有利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引资政策和产业转移政策,做到高端产业的"补"与供给侧改革任务中的"去"相结合。     

人际社会网络对普遍信任的正负效应——从国际比较探索中国模式

高度的普遍信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国家软实力。最新国际数据的中外比较证明,人际社会网络对于普遍信任存在推动和收缩两种力量。推动力指的是,个人的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越高,其普遍信任的平均水平越高,其中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推动力更为重要。收缩力则表现在,人们参与关系圈内社交餐饮的频率越高,其普遍信任水平越低。数据分析显示,弱关系网络效应和社交餐饮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强关系网络效应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制约。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建设重点包括调整强关系网络作用的群体差别和约束条件,让人们在关系圈外扩大社会交往,广泛搭建弱关系网络渠道。     

社会参与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分析与机制构建

本文运用了社会参与理论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问题,基于农村社区的广泛分布、贴近基层、多功能性、快速建设等特点,论证了引入社会参与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阐述了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政府、市场主体、第三部门的各自作用和角色定位,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如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制不完善,农村社区居民有效参与度不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农村社区建设和维护资金匮乏等,最后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参与路径,在体制创新、政策制定、提升服务、保障资金、民主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     

从策略到规范：转型期企业社会责任的渐进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源于西方。虽然对它的定义有不同表述,其基本涵义是：一定时期社会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以及人道主义的期望。它使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扮演社会角色。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类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锦州城市居民居住满意程度调查分析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锦州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6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     

武汉市建设低碳城市的环境及双线模式分析

武汉作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的改革试验区,建设低碳武汉是国家赋予武汉的历史使命。在分析武汉工农业及居民碳排放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低碳武汉的低碳经济政府-企业线和低碳生活政府-社区-家庭线的双线模式。     

我国各地区内部贫富分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2005年1%全国人口调查数据中的"居民月收入"变量进行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几乎所有省(区)的基尼系数都接近或超过了0.4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分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为分析其影响因素,挑选相关指标构建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因变量为各省的基尼系数,自变量分为人口发展类、经济发展类、社会发展类三大类13个变量.结果表明,市场化、私有化的程度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越高,贫富分化越严重.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通过中间变量来缓解这种贫富分化.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与可能

法律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实现政府对农民(农民工)、农村有效的社会整合.契约环境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客观上需要农民工的信任机制由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转型,而良好的法律素质有助于实现农民工在陌生人社会里的权益保护与冲突化解.机械团结向有机整合的转型客观上需要回应型法律进行社会分工协作的规范与协调,而农民工社会失范行为的依法规正,有助于其实现自身市民化、现代化.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农民工自身层面,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都存在现实的难题,因而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是有限的.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预期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对于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对于社会流动预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之下,研究我国机会不平等对居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机会不平等作用于社会流动预期的总效应为正,即当前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越显著;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家庭背景条件较差、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加显著.文章认为,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改革背景下,人们预期未来机会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导致机会不平等直接效应的不利影响受到间接效应的抵消,从而出现上述看似"有悖常理"的结论.实证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间接效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当前现实存在的机会不平等,人们对未来机会不平等变化的预期对其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部门应当在贯彻落实公平政策的同时,实施必要的预期管理,增强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使其保持对未来改革政策的乐观预期,从而维持当前较为良好的居民社会流动预期.     

城市社会融合的中国实践及策略

基于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阶层分化、居住"类隔离"开始显现的现实,我们可以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新型的混合居住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住房政策,加强社区建设等综合措施,以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