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财政改革向省以下财政体制延伸,是中国财政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要理清省级以下政府财政关系,建立相应的制度,解决省内和省级财力的分配不均,促进政府间财力均等。着重介绍"省管县"财政体制,从各地不同模式中提炼经验,构建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匹配的财政体制,精简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增强县级政府全能关键的一步。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法治化:供求、结构与路径

本文通过对法律供求分析发现,我国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程度较低,省与县(市)之间进一步的财政分权呈现出无序化、随机化和封闭化的特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以财政收益权、财政支出权和预算配置权为核心的财政权分配与重构,其法治化路径应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地方性法规为宜,完善分税制改革,实现财政收益权法治化;进一步明晰事权划分,实现财政支出权法治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实现预算配置权法治化。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

发生在中国的县乡财政困难 ,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所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映 ,与政府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现存问题和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本文在重点分析中国基层财政困难加剧的三个财政体制性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了配套改革、调整政府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三条建议 :( 1 )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 ;( 2 )按“一级政权 ,一级事权 ,一级财权 ,一级税基 ,一级预算 ,一级产权 ,一级举债权”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 ,完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 3 )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积极推进农村区域和基层政府辖区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创新。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日本亦属于集权型的国家,但其分税制财政建设十分完善。通过对中日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财政体制是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逐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运行规律。财政体制改革眉标应该是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特别要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在财政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仍有不少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     

建立三级政府财政框架

从世界范围看,成功实施分税制的国家通常只有三级政府架构,对应有三级财政。鉴于我国政府财政层级太多,直接增加了分税制收入划分难度的实际情况,应适当简化财政体制级次。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是今后财政体制的基本级次。这三级政府财政框架的构建必须依赖于两项地方财政体制变革。第一项改革是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省管县是地方财政分配的一种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分配模式主要是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20世纪90年代,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地改市”的实行,市管县代之省管县成为地方财政分配的又一模式。近年来,全国部…     

不同财政约束条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不同的财政约束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下,政府采取了特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式: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摊成本和劳动替代资本。在财政软约束条件下,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物品往往不符合农民的偏好。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政紧约束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困境。而财政约束法治化,为摆脱困境、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保证     

中国:经济运行变化引致的财政风险分析

在一定的体制框架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可能要求政府介入,从而引致财政风险。本文分析了国有企业、金融业、基础教育、社会就业、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六大领域对未来财政支出责任的影响,认为经济运行变化引致的财政风险呈不断扩大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制度性原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基础。一方面,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与地方财政在权力和责任分配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与责任分担机制的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体制,也决定了投入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根据传统的测算指标,如各级政府的政府支出比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分权化的。《预算法》授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独立的、经由各级人大批准的预算。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问的收入…     

基于分配视角的启动消费内需的体制创新

消费内需已经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而社会分配与再分配体制直接影响社会财富在居民和政府、居民和居民之间的分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该文从分配角度分析了我国消费和收入分配的现状,并从民生财政、税收体制、消费信贷等方面提出了启动我国消费内需的体制创新对策。     

完善财政体制寻求基层财政解困治本之策

我国近年的县乡财政困难，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而积累的矛盾在基层政府理财上的反遇,戌政府体制，省以下财政体制存问题和农村区域各生产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滞后有密切关系。本文重点分析了促成其层财政困难加剧的三个财政体性因素，并提出了配套改革，调整政府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三条建议。     

基于部门利益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现象与思考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表现。究其原因可追寻到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问题。部门利益的固化与扩张,带来横向的部门财力割据,主宰了政府财政分配的权力;加剧了纵向上的财力上收,使地方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改革决策与行政不分的行政体制和零碎化的财政分配方式,破解部门利益切割,才能有效实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     

地方财政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

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因素很多，包括内部收支风险、金融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配体制等。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必须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风险的监控，建立地方政府公债制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编制地方财政风险预算，提高地方政府风险意识。     

现行财政体制的缺憾、改进及时机选择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我国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在不触动原来既得利益格局、带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制度安排,与科学、规范、健全的财政体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财政体制问题是一切财政问题的核心。完善现行财政体制是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矛盾、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现行财政体制的"缺憾"分析,提出了改进建议及时机选择.     

"试点"模式下财政支持型巨灾保险法治化的中国路径

将"试点"作为巨灾保险制度化的前提,是现阶段中国国情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虽与域外法治实践存在差异,但与法治本身不存在冲突."试点"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制度内容生成方面的试行与试错,在"试点"之初伴随着决策风险.在财政领域表现为规范性与公平性程度不足问题,保险领域则表现为政策引导不足与政府主导现象并存.因此,对横跨财政与保险两大领域的财政支持型巨灾保险的"试点",我们更应关注其法治化进程.一方面要遵循财政法治的总要求;另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介入市场的适度性原则,避免损害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将"试点"模式下巨灾保险制度法治化纳入财政领域改革总体进程之中,并在"宏观基金—中观项目—微观标准"基本框架下完善.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财政分担机制改革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额之所以需要各级政府分担，其根源在于增值税税负跨地区转移使得纳税人的退税地与征税地不一致，进而使得收取税款和负担退税的政府不一致。如果各级政府不分担留抵退税额，将加剧政府间财政不平衡。当前中国留抵退税分担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相一致，但在政策推行中却产生诸多问题。解决增值税跨地区转移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事关留抵退税改革的成败。从财政分权、财政平衡、财税法定、分配正义理论出发，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分担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借鉴中国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的经验，以省以下政府留抵退税分担改革为突破点，通过体系化、法治化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形成科学规范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税的统筹分配与地方自治

分税制财政体制作为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强化中央财政能力和地方对中央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税的统筹分配作为分税制的部分内容亦对地方财政能力与地方自治有着重大影响。地方自治应以财政责任为核心,自主财政又以税权为中心。提出税权依法合理地分配,不仅有助于做大财政蛋糕,且有利于税的统筹分配这块财政蛋糕。     

中国民生研究进展和分配视角下的财政与民生

在回顾近年来经济学与非经济学领域关于民生问题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分配视角下民生问题与政府财政的关系,旨在提供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进展与研究思路.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