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网络战:缘起、演进与应对

互联网进入国家安全议程并与"战争"相结合是从信息战开始的,然后从军事领域延伸到国家综合安全的各领域,网络战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的特点由是彰显。网络战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主要围绕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化设施的运转安全、各类信息安全和价值观念进行攻防与对抗,这些对抗可以在国家间展开,也可以发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还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发动军事网络战潜力巨大,各国制造了大量先进的网络攻击武器,但它们还没有在实战中充分施展手脚。网络空间中的各类意识形态对抗、黑客战和社会网络战有突出表现,这彰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深远影响也尚未充分显现。在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层面,大国有关网络战规则的磋商和国际协调正在缓慢推进,而联合国"规约"网络战的功能有提升之势。鉴于网络战的现实与潜在影响,中国应制定相关的战略,而学界也应多视角、多层次地探索网络战的内涵、机制与意义。     

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蔑视体验以及为此而追求承认的现象。在目前学术界关于承认问题的研究中,承认的内容究竟为何以及反抗蔑视的应对策略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这两个问题仍未得到充分澄清。国家间的承认内容主要是国家所具有的身份,包括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这些身份如果遭到蔑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可能采取四种应对策略:积极抗争、消极合作、身份调整与无视。被蔑视的行为体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主要取决于被蔑视的身份类型。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国家的角色身份、个体身份与类属身份遭到蔑视,导致其采取的抗争策略的强度会逐渐降低。美国与中亚国家互动过程中的蔑视与反抗现象验证了这种观点。明确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这有助于澄清承认斗争的内容、纠正承认斗争一定会采取武装冲突等冲突策略以及承认斗争首先受到实力分配的影响等成见,从而为针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斗争开展经验研究提供一定启示。就现实意义而言,它提醒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须给予其他国家的身份以明确的尊重,这是缓解国际关系中承认斗争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方式。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     

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机遇期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序列与主要特点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应对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摩擦,处理台湾问题及各种国内分离主义,妥善处置涉及中国的多种主权纠纷,保护日益扩大的中国海外利益,承担合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面临的五大任务,也是外交工作和整个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重大使命。解决这些挑战及麻烦,不光需要军事投入,也要求有新的观念和制度安排,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不同行为体之间更好的配合。要使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获得更好的保证,必须统筹各个部门之间的功能,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获得社会公众的更多理解。超越狭隘的军事斗争思维和框架,从广义上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国家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

非传统安全既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范式中过去所忽视的国家安全问题 ,如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也包括传统的安全范式所没有关注的“人的安全”问题 ,如环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资源匮乏问题、公共健康问题、族裔冲突问题、经济与社会不公问题等。根据这一界定 ,本文分析了中国近期应该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对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优先次序的排列 ,并给出了这种排序的简要理由。     

当代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具有自己的特点,要重视处理其中的中国多边外交重要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虽然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的承认经验,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却没有相关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主要在空间(主权)、制度与身份三个维度上展开。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研究其实暗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国家不仅仅是个在国际社会中争夺权力与财富的物质性实体,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体。承认追求与地位追求及荣誉追求是有区别的。地位与荣誉是具有等级特征的,而承认则是基于文化多元主义。对外政策中的承认利益追求本身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内的政治合法性承认;另一个方面个则是国际社会对某项外交政策及其行为的认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既是行为体追求的目标又是其行为的手段。国家追求承认的核心政治动机为维护与扩展政治合法性,观众成本理论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承认进行微观机理的分析,同时观众成本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分析国际关系中承认的衡量工具。     

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大国威望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开始逐步对外提供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2000年以后,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状况,这与中国大国战略的拓展与实施密不可分。根据历史经验,一个国家想要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确定大国地位的合法性,它就必须要在国际上树立威望,得到他国特别是重要国家、主要大国的承认。鉴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世界体系的总体特点,如果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要走对外援助的道路。     

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

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的变化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一四势群体的形成。四势群体正在从各自和共同的立场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内涵,赋予了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建构国际体系的历史使命。四势群体仍处于动态发展的时期,其内部和相互间会因时因事而做适当的调整和相应的排列组合,新兴大国乘势而上则是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将新兴大国群体作为自身发展的战略依托,从而争取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国际力量的重组以及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程,国际社会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规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理论谱系上,学术界已经对非常规战争的内在本质、基本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非常规战争所呈现出的形态及其战略战术与以往相比有了重要变化,凸显了克劳塞维茨式战争逻辑之外的一面,即战争中的弱者通过非常规方式增强自我力量、通过非常规方式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来战胜强者的隐性逻辑。基于这种隐性逻辑,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可以发现非常规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四点巨大变化:战争的形态越来越不清晰、战争的胜负之分变得模糊、战争正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以及战争伦理受到侵蚀。当前的大国竞争并不会削弱非常规战争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凸显其独特战略意义。因此,探究非常规战争的隐性逻辑,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形态的变化,也有利于国家行为体据此调整相关战略战术。     

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

作者系统梳理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相关议程设置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议程设置的理论框架,指出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行为体通过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将其关注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媒体、专家群体、倡议团体乃至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如果议题发起者能够成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建立起立体式的议题联盟网络,那么其成功设置国际议程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权力博弈的第二张面孔,它决定了什么议题可以进入国际议程,什么议题被排除在国际议程之外。     

从国家契约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

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已转变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我们有必要调整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考虑在国家契约中纳入稳定条款、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协议条款，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的基础上保护中国海外投资。     

国际贸易机制对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基于回归断点设计的数量分析(1946-2009年)

国际机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体,也影响国家层面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作用于两类行为体间的互动。作为最为成熟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贸易机制一方面通过机制功能作用于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施加影响于贸易议题从而刺激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机制还是贸易都与国际和平战争研究紧密相关,如"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基于国际原因与国内产出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特别是影响国内冲突的爆发风险?通过回归断点设计(RDD)与Logit回归分析,1946-2009年之间的国际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及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显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能够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分别控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贸易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机制对各国国内冲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性的混合影响。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现状的规范性构建——基于国际法的视角

当下的政治话语对"国际现状"的概念不加界定就用来作为评判中国崛起的标尺,该术语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高度情景化,且无确定的规范性内容。作者以国际法规范作为国际现状的规范内容。国际现状的核心是国际体系成员基于广泛承认与同意而做出的秩序安排。国际现状的具体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空间法律秩序、物质基础法律秩序、国家行为和交往规范。通过从中国解决边界纠纷模式、加入国际制度的趋势、使用武力的环境与历史、接受习惯国际法、参与国际海洋法的立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分析来看,中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国际法立法行为促进了国际现状和规范的形成。作者认为,在处理大国崛起或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时,应确保大国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进行协调。     

恐怖主义与非传统安全

除了出于自卫以外，战争在国家政治中正逐步失去其正当性。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威胁的性质已经由过去的常规军事威胁转变为包罗万象的威胁，甚至包括经济与环境。当贫穷与种族分歧威胁社会和国家结构时，他们与国家间关系一样进入了安全领域。人们还注意到，在整个国际安全架构中，国家只不过是其中一类行为体；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非国家行为体正日益成为同样关键的参与者。由于国际合作仍然倾向于制定削弱贫穷和不发达国家中人民福祉的规则，因此现在个人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团体而非个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内部与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行为体。     

国外学术界关于欧盟与伊核问题的研究

自伊核问题产生以来,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各相关国家也纷纷对此阐明立场,并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应对。此后的时间里,随着伊核问题的发展变化,各个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伊核问题的发展态势作出了或积极或消极的预测。这些对国外学术界关于欧盟与伊核问题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地位认知、权力结构与国际冲突

一个国家的地位认知是由自我地位认知和他我地位认知互动形成的。在影响国际冲突的认知互动中,自我认知是行为体政策选择的关键,越是自我认知是相对强国的行为体,用武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地区冲突的解决方式与冲突国的自我地位认知以及大国对该国在地区内的地位认定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大国对自我认知是强国的行为体在地区内的强弱地位的认定,构成了行为体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关键认知。如果大国认同、尊重该行为体是地区强国的事实,则该行为体在地区冲突中较少使用战争手段,并会采取搁置争议、谈判等方式解决冲突。相反,如果大国态度不明晰,否认或不尊重该行为体在地区内的强国地位,则该行为体在地区冲突中选择战争手段的可能性加大。中国的和平发展正是要力图避免做一个失败的体系挑战国家和失败的霸权国家,从而抛弃自视为强国去侵略他国的认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西方国家理解为什么当前的中国可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全球经济不平衡、全球合作和治理向何处去?——ICMB国际研讨会侧记

日内瓦国际货币银行研究中心(ICMB)2012年度重点问题报告的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多位来自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针对该报告进行了研讨。本文认为,欧美学界、金融界主流对全球外部经济不平衡问题存在思维定势,其他重大问题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在中国问题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及较小的发达国家与欧美发达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加强中国金融界与欧洲金融界的学术交流和政策对话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