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下的非效率投资

近年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与支出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下存在着非效率投资、民生支出比例较低等问题.而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这一宏观框架之下的非效率投资存在资本制度内循环、预算软约束助力、牺牲国民福利高水平、经济贡献小的运行特征,依据对特征的分析总结,发现在框架下由于预算制度尚不健全、制度下支出的结构性缺陷、制度中的监管漏洞导致了非效率投资,并就完善法律、补充预算框架、设定专门投资机构、构建监管体系方面提出相关非效率投资的整治路径.     

构建福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2007年福建对所出资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出台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但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多年来仍未实现,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尚未建立.为此福建需建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建立和实现国有资本预算、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三种预算体系,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级预算编制组织体系,完善规范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框架下,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省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情况的调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据政府授权,以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国有资本收益支出计划的专门预算。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利于落实和维护政府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提高国有资本营运质量。辽宁省国有企业数     

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研究综述

目前在国有资本收益的支出方向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观点,学者们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倾向于资本性支出,另一种倾向于民生性支出;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结构、方向、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支出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出改革的相关建议进行了总结归纳。     

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于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较多问题。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法律制度,应将发展改革部门吸纳为预算编制主体,增强宏观调控功能,变历年制为跨年制,并制定国有资产经营的多年预算,以及按照行业分类确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     

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的探析

近年来国有资本盈利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国有资本收益大部分仍以留存收益形式在国有企业内部循环,人民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并未切实享受到益处。让国有资本收益惠及全体国民有其依据和必要性,但由于所有者地位被架空,国有企业的考核评价机制的营利性导向,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存在缺陷等因素,制约了民众分享国有资本收益。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的监控,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范围,将更多的支出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与使用方向的理性思考

利润分配是企业资产所有权的集中体现,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利润归属。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拥有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征缴后的国企红利除了满足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应在理清国有资本及其经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国企利润上缴责任制,不断推进国企改革。     

国有上市公司对国有股的分红派息问题探讨

分红收益是国有资本收益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不向国家进行分红派息，使国家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关系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不完整，影响了2007年开始实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顺利进行。本文就上市公司的分红现状及成因进行分析，从宪政角度、征收形式、分红方式、红利使用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上市公司对国家（国有股东）分红派息制度的对策建议。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之修改建议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某些条款表述不严谨、规定不适当的缺陷，不利于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功能的发挥，有必要加以改进完善。     

建立天津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路径选择

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和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从2011年起,天津市市属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出资人权利的重要方式,是对国有资本加强监管和考评的重要手段,也是有关天津市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模式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回顾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借鉴外省市的经验,从目标定位、体系框架、收缴机制、使用方向四方面提出"十二五"时期健全天津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议。     

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

文章通过对唐中叶刘晏理财和杨炎两税法改革的回顾,认为以往研究者对刘晏和杨炎改革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再评价。刘晏所实施的以增强国营经济和提高国营经济效益的改革积极作用有限,在其死后其理财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两税法改革使得政府开支无法受到有效约束,改革后果是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文章提出,评价一项改革政策的好坏不能以“公”（国营）或“私”（民营）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以“新”或“旧”为依据,而是看其是否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     

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够降低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预期。本文对湖南省1990~2012年度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居民消费与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并未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而这种"挤出效应",根本上源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我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验的视角

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被称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收入倍增,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应充分发挥税收、转移性支出、公共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实现强国与富民的协调发展。     

对安徽省构建重大民生资金监管工作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财政民生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打造民生财政、加快民生建设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分析当前安徽省民生资金投入及民生建设发展状况,针对实际运作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与思考:建立民生资金支出的绩效管理机制;推行民生资金管理问责机制;建立制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全程动态监管机制;建立民生资金监管倒逼机制;,创新监管的人力资源建设模式。     

“民生优先”的价值意蕴析论

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民生优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从理论和实践价值考察,“民生优先”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想追求和重要内容。     

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帕累托改进——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自1949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历经起伏,以改革开放和分税制为时间节点,大致分三个阶段:统收统支、税利合一、税利分流。回溯我国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历史轨迹,剖析其动因,不难发现,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关系的变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未来,优化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应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走适度分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