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消费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是健康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并且其本身也产生众多经济影响。文章利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的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不同的本地城市人身份认同对其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由于身份认同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具有内生性，因此我们在OLS基准回归之外，采用流动人口"本地话掌握水平"及"流出地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各种异质性检验。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不同的身份认同程度对家庭消费水平、家庭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更认同本地城市人身份的流动群体消费更高、恩格尔系数更低。同时，身份认同的消费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这种效应对于年长的流动人口以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更显著，这些异质性发现也符合预期。文章也进行了影响的可能机制检验，发现认可本地人身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本地买房、长期工作生活和落户，减少在老家购房和生活的可能。研究结果对认识身份认同经济影响有一定学术价值；同时，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促进流动人口本地身份认同可以促进城市消费活力和居民生活质量。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政府推动的就近城镇化能够消除工资歧视吗

随着大中城市城镇化空间的逐渐饱和以及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出现,就近城镇化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模式。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研究政府推动的就近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发现:政府通过征地、户口改革方式推动的就近城镇化并不能够消除工资歧视,实现就近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工资水平仍然低于城镇本地职工,这一结论在纠正自选择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镇劳动力市场针对实现就近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的歧视与隔离已不明显,同工不同酬成为实现就近城镇化者面临的主要歧视形式,而城乡劳动力之间教育回报率的差异是导致同工不同酬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讨论发现,就近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参保城镇职工保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自我雇佣的就业形式则有助于打破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歧视。文章拓展研究了就近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为政府进一步推进以县域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就近城镇化提供了研究参考。未来应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加强农村劳动力"同工同酬"的保护力度,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就近城镇化。     

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企业分红吗？

文章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3449上市公司的23193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分红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高管无学术经历的企业，有学术经历高管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更高。高管的学术经历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不是缓解过度投资的路径显著提高企业分红水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外部治理与企业产权性质影响因素，发现外部治理较弱、非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分红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回归等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企业分红相关性的文献，发现了中国情境下影响企业分红的新因素。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互联网则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论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呈显著正相关；采用替代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依然具有"创业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效应、社会资本效应与风险偏好效应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推进互联网进村入户，提高农民互联网使用率，有助于发挥互联网服务农民创业的功能。另外，应继续优化农民创业环境，不断释放农民创业潜力，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CEO财务经历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的双重视角

财务行业是一个具有风险属性和资本属性的特殊行业，财务经历有助于塑造CEO良好的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文章基于烙印理论，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双重视角研究了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采用PSM-DID、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亦成立。具体而言，CEO财务经历主要是通过发展CEO的"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两种烙印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CEO外部薪酬差距更大、CEO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发现烙印效应可能是解释CEO财务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这为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     

噪声交易与股票流动性:兼对“正(负)相关”理论的评析及“流动性黑洞”现象的解释

噪声交易与股票流动性都是行为金融研究的重点，但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学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正负之争"不休。文章改进Kyle （1985）的假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流动性数理模型，模型表明：噪声交易与流动性负相关，且相关关系受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度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文章以中国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数据证实了"噪声交易-流动性"关系，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月历效应和市场行情效应。文章对"正（负）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为争论的清晰化、明朗化做出贡献。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新疆非公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新疆城乡就业的特点是农村就业比重持续提高,而城镇在不断下降。但非公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农村的非公经济吸纳就业能力虽然在提高,但作用有限;而城镇非公经济在吸纳就业上作用显著。从就业增长潜力看,今后几年,非公经济就业将会超过公有制经济。     

社会网络与城镇居民的正规和非正规借贷: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样本的证据

基于来自国家统计局的16个省市2006-2014年的城镇住户面板数据,本文研究社会网络对城镇家庭的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是否都具有因果效应。在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家庭借款之和、正规借款和非正规借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与正规借款相比,社会网络对非正规借款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能够发挥社会担保作用并增加家庭的借款金额,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信贷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意味着中国城镇金融市场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历史演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语料库研究

创新创业成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三农"创新创业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密不可分。学者们对"三农"创新创业关注颇多，但尚未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的历时梳理，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脉络。文章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框架、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话语分析，以此透视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历史演进。研究发现，随着历史阶段的逐步推进：（1）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围绕"农村"和"农业"的主题，对"创新"、"创业"及其部分同义词的提及率逐步甚至迅速上升，这在话语上佐证了政府日趋重视"三农"创新创业；（2）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的关键性有所降低，对其他创新创业主体和形式的提及率逐步上升，表明"三农"创新创业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内容逐渐丰富；（3）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话语中的政策态度从"加快"、"实行"逐步过渡到"稳定"与"完善"，说明"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研究揭示了社会历史演进情境下"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规律，深化了人们对核心"三农"政策及相关创新创业活动的历时性认识，而本研究对话语历史分析及语料库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策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人力资本结构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实证研究

从人力资本结构来看,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资本、技能资本、能力资本三个方面。文章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学习成绩、奖学金、CET-6、党员等变量所反映的知识资本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是不显著的;计算机等级证书、实习经历、交际能力等变量所反映的技能资本与能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文章建议,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大学生不仅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数量,还要重视完善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     

2022年第7期创业失败、再创业决策与再创业绩效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实证研究了创业失败对再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未曾创业失败的家庭，有过创业失败经历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高于前者4.09%，创业绩效高出前者4.83%，并且创业失败家庭再次创业时会投入更多资产与家庭劳动力。使用每年度排除样本自身后的区县级创业失败率作为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创业失败对再创业活动的影响在农村家庭中更为明显，并且这种影响仅在东北地区不显著。此外，文章从失败学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个人努力四个角度考察了创业失败影响再创业绩效的可能机制。在当前创业失败率较高的背景下，文章结论有助于厘清创业失败与再创业活动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完善失败再创业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创业资源配置提供经验依据。     

青年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 GSS)2013年的数据,从社会分层的不同标准试析青年这一群体文化消费受到的影响。利用多层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个人收入水平、家庭年收入水平等客观社会分层变量和自评家庭经济地位、阶层意识等主观社会分层变量对青年文化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政治面貌、居住地等个体人口特征能更为显著的解释青年文化消费的差异性。     

金融官员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抑制还是提升——来自28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基于城镇就业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镇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与城镇就业相关的文献的研究，将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发展、汇率调整、资本投资和实际工资、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分析其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双创”背景下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毕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据统计2018年毕业的大学生约820万人,再创历年新高,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找工作成为大学生越来越头疼的问题,大学生就业也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农村籍大学生与城镇籍大学生相比,其就业问题相对更加复杂。文章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出影响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促进农村生源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有效措施。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所在院校返乡创业教育引导机制、家乡贷款优惠程度、税收优惠程度、家庭精神支持程度、农村生源大学生专业等对其是否返乡创业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