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及效果研究

文章选取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3745家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海外学习背景、海外工作背景、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区域、企业类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高管海外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兼备的背景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较两类单一背景更显著;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都能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绩效;区域和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的三类海外背景和企业绩效的关系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不同地区的企业因地制宜地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以及提高创新能力和企业绩效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金融关联能否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成本——兼论对高管薪酬的连带效应

以2009年至2015年长三角地区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关联程度和资本成本的关系以及金融背景高管的加入对企业高管层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37.6％的上市民营企业存在金融关联现象,金融关联程度高,企业的长期借款资本成本会相对降低.同时,金融背景的高管进入公司后,会提高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而未引入金融背景的企业高管薪酬增速明显较低.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金融关联可以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资本成本,也会刺激高管薪酬制度改变.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基于文化趋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文章以海外经历作为高管文化特征的代理,从文化视角探索公司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受组织异质情境影响,当企业财务冗余水平和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时,海归高管的创新促进效应越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海归高管通过提升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和自信度促进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表明,海归高管通过促进创新投入提升了发明专利申请量.此外,与海外工作经历相比留学经历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具备两种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则明显大于仅拥有单一海外经历的高管.文章从文化趋同视角拓展了对海归高管创新决策内在逻辑及其作用边界的理解,丰富了高管早期经历主题研究文献,也为合理评估国家公派留学、高端引智等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金融背景高管的引入与企业融资能力的互动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在产业支持政策与政治关联双重视角上采用"动因—金融背景高管的引入—财务变化"的动态角度实证研究金融背景高管的引入在提升融资能力方面的动因及效果.研究发现:①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融资能力较差的问题.②面临着融资能力不足时,企业有激励引入金融背景高管且这种金融关联的建立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③相比于非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激励引入金融背景高管以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在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引入金融背景高管,其融资能力提升效果并不显著.④相比于属于产业支持政策行业的企业,不属于产业支持政策行业且非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越有激励引入金融高管,以进一步提升融资能力.不属于产业支持政策行业且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的融资能力越低越有激励引入金融高管,以提升融资能力;不属于产业支持政策行业且非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引入金融背景高管,提升融资能力的效果更加显著.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企业应有规范引入金融背景高管,建立有效的金融关联,争取正规的政策资源,积极处理产业支持政策,政府应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规范政府之手,制定合理的产业支持政策等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与债权人异质性

借助2011~2018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负向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地,基于债权人异质性视角,发现数字金融对银行贷款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商业信用贷款融资具有抑制作用。从数字金融的传导机制来看,企业内部控制在数字金融影响的机制识别中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基于此,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从落实数字金融政策、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提升企业自身内部建设等角度可为中小企业融资纾困解难提供相应的建议与参考。     

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从2003～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的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较国有上市公司得到更加明显的缓解;金融中介的发展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远比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大。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能减弱实体企业金融化吗——来自沪深2008-2019年上市公司的检验

通才还是专才,谁的金融投资水平更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2008-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团队成员职能经历多样性和金融化的关系,并探讨其中的作用环境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成员的职能经历多样性与企业金融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跨职能工作能力强的通才型高管团队有更高的金融投资...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互联网金融是否放松了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

剖析互联网金融对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可以为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微观证据。在分析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约束的形成机制及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和修正的托宾Q模型为基础,利用2009—2014年沪深上市的153家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其融资约束状况,并检验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文化创意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互联网金融发展能降低文化创意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即可缓解其融资约束;在不同的企业所有权以及资产轻重程度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上述效应有不同的表现。     

金融发展对企业R&D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各地区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总体上看,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缓解R&D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显著;另外,金融发展的这种减缓作用对非国有股份企业更加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信贷市场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发展,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企业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与海外背景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采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将国际化速度按照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其各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均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显著负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高管过度自信则进一步加深了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     

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兼论金融脆弱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其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多产品与低技术产品企业、目的 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均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脆弱度(外部金融依赖度、存货比重、资产有形性、贸易信用)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高管饥荒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以2001—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早期饥荒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这种影响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前后、金融发展环境不同的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与高管没有经历饥荒的公司相比,高管经历了饥荒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并且在控制了高管其他方面的特征、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相比反腐败政策之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高管饥荒经历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匹配2011—2019年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指标、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结合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注册资本信息测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但存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在区域上的异质性特征;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资金和竞争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较低的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会削弱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推动效应。本研究从金融科技视角探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