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大股东勤勉度与大股东激励——基于掏空行为的视角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能体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低于一个临界值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极度分离使控股股东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掏空行为;当股权集中度高于这一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因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统一而勤勉工作。文章构建能够激励大股东勤勉工作的股权集中度模型。发现大股东勤勉条件与公司资产回报率、控股股东投资回报率、掏空被发现概率以及罚金有关。文章的结论一方面有助中小投资者判断公司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是否强烈,从而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监管层可通过改变大股东勤勉度的决定因素来影响该临界值,在对大股东激励的同时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     

大股东减持与公司绩效:基于控制权的分析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研究表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大股东减持幅度有关,在减持幅度较大时,大股东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减持幅度较小时,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减持幅度及控股股东减持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建议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大股东减持幅度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以降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基于代理问题的机构投资者治理功能探析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股权集中、控股股东普遍存在以及国有股比例较大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了两类代理问题即"大股东掠夺"和国有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的广泛存在。鉴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其代理问题的特殊性,机构投资者作为外部大股东要参与公司治理,应从两方面发挥功能:一是对控股股东进行制衡;二是在国有公司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对国有股东进行"补位",代表股东监督"管理者腐败"。     

大股东侵占防范机制探讨:一个数理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控股股东最大化其控制权价值理论模型框架,探讨了大股东侵占防范机制设计,揭示了投资者保护、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侵占的内在关系。认为在国有股减持、大小非解禁及股票全流通改革背景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及内部合约机制设计对外部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法律环境和两权分离的利益侵占研究——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3—2007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计量分析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实证检验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法律制度环境对公司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越低,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越好,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为控制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动机和便利,使得这类公司存在更大的代理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法律制度的环境和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控股股东变更中大股东会计政策选择浅析

正在存在控股大股东的企业当中,管理当局与小股东关系密切,管理当局代表着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利益。同时,大股东拥有超强的控制权,并且在大股东进行决策选择时,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急于获得控制权私利,忽视小股东的利益问题。因此,公司的决策最     

控制权、控制权私利和投资者法律保护

控制权具有收益性,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新兴市场中,控股股东常通过隧道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利。本文从控制权与控制权私利、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控制权私利、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控制权私利等方面系统回顾了现有文献对控制权私利相关问题的论述,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实际进行了评述。     

控制权、控制权私利和投资者法律保护

控制权具有收益性,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新兴市场中,控股股东常通过隧道行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利.本文从控制权与控制权私利、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控制权私利、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控制权私利等方面系统回顾了现有文献对控制权私利相关问题的论述,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实际进行了评述.     

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制及防范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核心在于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在新兴市场上,大股东掠夺导致的利益冲突比较严重。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大股东存在的现象在公司中比较普遍,因此,理论界和实践中发现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比较突出。本文拟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经济目标的差异化、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间的不一致、法制环境的不完备性和管理层与大股东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形成的原因,并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提出控制和防范的措施,以期从根本上防范和抑制大股东对公司的侵害行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形成机制及防范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核心在于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在新兴市场上,大股东掠夺导致的利益冲突比较严重。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大股东存在的现象在公司中比较普遍,因此,理论界和实践中发现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比较突出。本文拟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经济目标的差异化、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间的不一致、法制环境的不完备性和管理层与大股东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分析控制权私人收益形成的原因,并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提出控制和防范的措施,以期从根本上防范和抑制大股东对公司的侵害行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大股东控制权与上市公司增发方式选择研究

本文采用2006年至2011年增发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控股股东控制权对公司选择增发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开增发有助于维护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优势和控制权结构稳定,而定向增发降低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优势、并减少了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优势越高时,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而且控制权较小的控股股东在控制权优势越高时更可能推动公司进行定向增发。     

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信息披露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0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越差。表明为了隐藏自己获取控制权私利的行为,控股股东往往使得信息披露更加不透明。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改善投资者保护环境,两权分离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减弱,说明投资者保护环境的改善对于降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进而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     

多个大股东并存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标准部分调整模型为基础,利用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并存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显著促进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处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也间接证明了多个大股东对控股股东产生的监督作用.将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相联系,不仅拓展了多个大股东对公司治理影响的认识,而且丰富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     

控制权转移中管理层与新控股股东合谋转移利益的分析

本文对高盛并购双汇发展导致其控制权转移后,双汇发展管理层与新控股股东合谋侵占国有资产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一旦被管理层控制,管理层在控制权转移中通过财务指标的调控既谋取私利,又维护新控股股东的利益,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和中小股东的利益遭受损失。因此,必须建立制衡管理层的机制,加强对国有资产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力度。     

股权分置改革、控制权转移与投资者保护：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检验

文章以“法与金融”理论中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原理为基础,以2003年-2007年间沪深两市中发生的151宗控制权转移事件为研究样本,从股权分置改革进程角度考察了法律制度改进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大小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显著的降低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程度。在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众多因素中,股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攫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无实际控制人结构下企业家控制权的制度化——以格力电器为例

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由格力集团变更为珠海明骏后,公司变为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文章以董明珠团队控制权在第一大股东变更后的变化及如何实现制度化控制为主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国有大股东格力集团控股下,董明珠团队通过为股东创造优秀的业绩进而获得了股东支持并取得了董事会实质控制权,但这种控制是非制度化的,并不稳定.第一大股东变更后,董明珠团队通过珠海明骏的投资关系和协议约定得以对珠海明骏产生重大影响并获得部分董事决定权,由此董明珠通过制度化方式增强了对格力电器的控制.研究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进而得到股东支持是增强控制权的基础,而通过合伙企业持股架构和董事的协议约定则是实现制度化控制的关键方式.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2006年到2008年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大宗股权交易的数据,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中的溢价问题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控制权私人利益进行了度量。研究发现,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国有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更高的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国有控股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独立董事、控股股东超额控制权与公司价值

已有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超额控制权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考察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制约控股股东侵害行为,进而缓解控股股东的超额控制权与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的作用。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越大,独立董事人数越多,在制约控股股东侵占问题上越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组独立董事制约控股股东侵害行为效果显著,而非国有组效果则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