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及区域差异——基于1978～2008年曼奎斯特指数分析

使用1978～2008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指数,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全国、三大地区及绝大多数省份农业TFP的增长主要属于技术进步型的增长;全国及三大地区农业TFP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农业TFP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间和区域内省际间的不平衡;农业技术效率的下滑制约全国及三大地区农业TFP的增长,而农业技术效率下滑是纯技术效率损失和规模效率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

文章采用BCC模型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使用DEA-Malmqui 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不高,且省际间技术效率差异较大,主要由规模效率的差异所导致;东、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中国高技术产业的TFP有所上升,但是各地区TFP增长的源泉不同:东部地区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的增长,而技术退步是西部地区TFP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中国钢铁行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实证分析

基于动态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1992～2007年中国28个省市钢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七大经济区钢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个指标,分析了这三个指标对中国钢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钢铁行业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当技术进步促进TFP提升时,总会受到技术效率相对下降对TFP增长的抑制;七大经济区钢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级差,低效经济区学习和追赶高效经济区的效应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钢铁产业各经济区产能应实现在高效率地区的相对集中,获取行业的规模经济;各经济区都应该注重钢铁行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突破钢铁行业能效提高的技术效率瓶颈。     

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

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已然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然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效率)的论断,目前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即认为服务业生产率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拉低总体经济增长率。为此,本文对方向距离函数的方向选择进行方法创新,采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服务业和工业的生产率及其增长情况进行测算。研究显示:服务业生产率(效率)平均高于工业,但TFP增长稍逊工业。不过,近年来服务业TFP增长有赶超工业的趋势。即"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和国内关于服务业低效率的提法在现阶段的中国并不成立。此外,工业化程度对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但对TFP增长影响不大。     

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分解

本文运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利用中国29省市生产性服务业1993年～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94年～2004年间年均增长6．20％,其中技术进步率为5．90％,技术效率改善了0．30％。技术进步对TFP增长起主要作用,技术效率则起补充作用。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不平衡,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还有待提高。     

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分析:1995～2005

文章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份1995年至2005年的农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不断增长的,但是增长率是逐渐变缓的;从变动构成看,TFP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变动,而不是效率改善导致。     

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研究

本文在运用全局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首次对2001—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变化及其数量效应变化和效率效应变化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新产品全要素生产率低于TFP,中国工业TFP主要依靠老产品驱动;整体上中国工业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基本停滞;2008年后,TFP新产品动能的数量效应和效率效应双双提升,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动能实现了较快增长,技术效率的新产品动能有所下降;企业规模、非国有企业占比对于TFP的新产品动能增长没有显著影响,FDI有抑制作用,出口和R&D投入则有促进作用。     

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本文运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利用中国29省市1993—200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在1994—2004年间年均增长4.92%,其中技术进步率为3.21%,技术效率改善1.71%。技术进步对TFP增长起主要作用,技术效率变化对TFP增长起着补充作用。考虑人力资本后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率下降,但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变化及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所提高。区域TFP增长不均衡,但技术效率存在收敛性。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Foreign Trade of Manufactures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Using factor content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on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with breakdowns by world, OECD, and non-OECD trade. Evidence is found that foreign trade expansion had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women's than 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Japan and a roughly equal effect in Germany,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driven by non-OECD trade. In spite of this, demand shifted away from women'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early-1970s, for both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a whole and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female shares of employment, while no such labor demand shifts occurred in Japan.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in labor demand and of very similar increases in female labor supply, male-female hourly wage differences narrowed in Germany and widened in Japan, for both manufacturing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e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hifts in neither labor supply nor labor demand fit with observed trends of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in Germany and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