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和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次之,FDI最小。为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保持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利用FDI,并逐步优化FDI存量结构。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C-D生产函数,运用协整模型测算出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出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滞后期为两年的时间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基于省际的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分析

文章利用曼奎斯特指数法对我国各省基础设施投资在2004-2010年的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并对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各省基础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放缓,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各省的技术效率并没有改善,原因在于各省的基础设施规模处于相对饱和状态,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没有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贸易和金融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模型,并以1952-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变参数分析方法就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出口贸易却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以经济货币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以经济金融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同样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预期却得不到经验证明。文章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

以西部12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面板模型,运用索洛残差法,选择C-D生产函数,估算西部各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西部各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均值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一步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中国O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企业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运用Var模型,针对我国1987-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7个单位的结论。本文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效应的政策建议。     

The Impacts of China＇s O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企业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运用Vat模型,针对我国1987—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7个单位的结论。本文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效应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78—2012年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依据。本文主要利用索洛残值法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紧接着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两个个方面,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并分析得出影响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国际经验分析表明高增长经济在中高收入阶段增长明显放缓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放缓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所致。经济放缓的时间受到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时人均GDP在国际平均水平之上。通过生产函数法分析可知,未来十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增速将出现下降,高储蓄率将会出现调整进而带动投资增长减速,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放缓。过去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极高的投资增速和人口红利,很难继续起到支撑作用。未来十年,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依靠单纯的资源、能源、要素的投入,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 ML）与传统曼奎斯特（ 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 DEA 产出调整、 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通过运用C-D函数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和CES生产函数法这三种方法对上海市1978-2010年这31年期间的要素投入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比较分析认为C-D函数法更有效.同时基于C-D函数估计结果,对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和不同阶段的比较.文章进一步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进行分解,运用改进的GLS估计发现:人力资本和R&D活动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变迁因素作用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于“稳态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估算

本文采取了索洛余值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进行估计,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渊源做了简要分析。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非常小。     

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基于人口结构和分配扭曲视角的分析

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全要素生产率在亚洲主要经济体增长中的作用解析

采用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资源再配置效应纳入核算框架,然后基于统一的增长核算框架和可比数据对四国全要素生产率做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四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4%、0.6%和2.1%,对印度、日本、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34%、25%、11%和10%。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整个考察期内,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的净效应对韩国、印度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100%、50%和33%,而对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并不显著。     

安徽省198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测算出安徽省1980-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分析各种投入和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决定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技术发展较为滞后。安徽省应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使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