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财政不平衡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分税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这一事实分析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SYS GMM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缺口、财政不平衡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在分税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政缺口的存在，并不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转移支付作为弥补财政缺口、均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不平衡的主要机制，对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激励，但在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不平衡的分税财政体制框架内，这一供给激励机制将会大打折扣。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偏差与调适：“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困境与治理对策——以广州的实践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渐进性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过渡性存在,但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城”与“乡”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本文通过对广州40条城中村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硬件设施供给效果不彰,财政供给关系调整微弱,人事供给缺口明显等问题。从政策执行视角看,造成“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主要在于政策执行的动机偏差、规划失衡的尺度偏差和路径依赖的事责偏差。为此,需强化目标引领,系统谋划“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细化“拆治兴”并举的具体对应举措,明晰激励分配结构,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和责任激励的两翼保障。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体制激励、支出结构与公共风险

近年来,公共风险丛生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风险丛生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品供给的相对短缺,而分权型财政体制变迁形成的激励机制则是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体制根源。虽然自21世纪初,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公共利益补救措施,但这只是缓解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而要从根本上化解公共风险,必须重塑财政体制的激励结构。     

财政分权、财政能力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结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变迁的实践,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公共服务产出模型,在控制相关内生变量的基础上,采用LSDV分析方法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进而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异化的GDP激励下,东部地区财政配置能力扭曲,更偏向于经济性产出,恶化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境况,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西部地区较低的财政均衡水平弱化了财政汲取能力,进而导致了公共服务呈现供给不足的状态。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公共品多元供给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科学界定财政分权取决于横向(即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公共品供给职能分工)和纵向(即中央-地方关系架构下的责权配置)两个维度相关变量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政府供给公共品结构偏差,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财政分权又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核心制度载体,优化财政分权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财政分权改革意义重大。因此,应按照横向维度为先、纵向维度为次的财政分权逻辑思路,拓展和深化财政分权的外延与内涵,从而提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的总体构想与政策选择。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可以“手脚并用”的约束条件之下,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一般性的结论.而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与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之后,财政支出关注的对象倾向于经济而非民生类公共品似乎是合理的.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医疗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剔除了“市场”方的供给因素,财政分权与医疗供给负相关;地方的财政能力对医疗供给有正的影响,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与之负相关;医疗供给结构偏重于医疗设施的“硬件”增加而非医务人员的“软件”增加是一个普遍现象.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第二,实施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和谐社会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本文从公共财政视角分析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现状与问题，认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财政保障机制不够、地区差异性较大、政府问公共服务事权划分不清等问题，并从政府职能回归、财政支出结构转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等角度提出了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