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广西民族村实地调研谈对“非粮化”整治的思考

耕地“非粮化”加剧了粮食潜在危机,“非粮化”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典型村庄“非粮化”整治的实地调研,对其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分析整治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稳妥有序进行提出思考和建议。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关于防止“非粮化”政策演变、问题及建议的思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章以防止“非粮化”政策文本为切入点,梳理了相关政策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防止“非粮化”的政策文件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别不断细化、效力级别不断提升,表明国家对粮食安全关注度越来越高;防止“非粮化”政策针对的对象从土地、耕地到基本农田,层次在逐渐缩小,表明政策针对对象更为明确。基于总结分析,文章提出进一步强化“非粮化”治理的建议:(1)加强规划管制,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保障基本农田用于粮食生产;(2)通过金融信贷、补贴政策等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3)明确分类指导,建立健全耕地“非粮化”动态监管机制。未来防止“非粮化”政策制定将紧紧围绕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这一主线,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将是治理的重要对象,而信息化手段将推进动态监管机制走向健全。     

耕地“非粮化”演化机制与治理策略 ——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梳理耕地“非粮化”演变阶段特征，探究耕地“非粮化”演化过程中环境与农户主体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1）基于刺激—反应理论模型构建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历程特征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十分契合；（2）在宏观实践演绎中，不同类型农户主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非粮化”演化经历了自组织萌芽—自适应发展—他组织优化三个阶段；（3）从微观主体反应来看,不同主体的“非粮化”行为趋向存在差异。家庭劳动力约束与资本约束较弱的农户主体对于外部环境反应更加明显，反之则反应较弱。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系统具有情景依赖特征，可以从系统自组织、系统他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三方面构建耕地“非粮化”调控措施。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目的 非粮化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研究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正确认识非粮化，也为制定差异化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文章以2008—2018年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在运用SBM-GML模型测算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结合面板门槛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了非粮化与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 （1）样本期内所考察地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破“1”增长，且相较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全国平均值而言，粮食主销区的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显著。（2）非粮化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确存在以种粮利润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7.638，且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跨过门槛值之后将显著大幅提升。（3）分区域来看，各区域非粮化与种粮利润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动趋势，与其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结论 采取差异化的非粮化控制措施，可以最大程度上提升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门槛地区可建立非粮化预警机制，而高门槛地区则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但都须将种粮利润协同保护作为重要工具手段。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 效应研究 ——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三权分置”下宅基地资格权实现的法治保障

[目的]文章通过对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中宅基地资格权实现困境的分析，提出合理完善建议，实现对资格权实现的法治保障，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发展。[方法]实证分析法、政策内容分析法、文献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结果]我国的现行立法尚未对宅基地资格权的内涵以及制度构造做出明确规定，宅基地资格权的性质目前还存在关于“分配请求权说”“用益物权说”“剩余权说”“成员权说”的争议，宅基地资格权的主要权能也并不清晰。同时，现阶段宅基地资格权在实现上存在主体认定不明确、登记制度不健全、行使制度不具体、救济制度不完善等现实困境。[结论]基于对宅基地资格权来源和宅基地改革政策目标的分析，应将其界定为成员权。通过对试点地区实践经验的总结，建议将宅基地资格权主体认定为“集体成员”，采用“三权三证”模式进行确权登记，明确资格权的分配请求权、成员获益权、管理参与权、退出补偿权4种主要权能，探究资格权多元化的救济途径，切实保障农民的宅基地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京津冀区域冀北地区“粮改饲”结构调整效益分析

［目的］政府出台的“粮改饲”结构调整、种养结合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种植业与养殖业供给侧结构问题提出的重大决策。［方法］文章在“粮改饲”策略实施的基础上，以养殖业为切入点，根据京津冀冀北张家口市万全区与塞北管理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粮改饲”策略实施前后的效益，［结果］按照种植饲草饲料的规模计算，奶牛养殖主体实施“粮改饲”后比“粮改饲”前节省成本910元/667m2，按照奶牛消耗青贮玉米量计算，养殖企业可以节省成本1 820元/(头·年）； 而养殖规模较大经营主体的效益明显高于规模较小经营主体的效益，［结论］得出实施“粮改饲”降低了养殖业成本，提高了养殖业规模效益的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从农牧业供给侧入手，引导耕地流转，扩大种养业结合经营规模； 从农牧业产业各环节切入，延长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产加销”； 依据区域资源特征，创新粮草轮作模式； 依据饲料饲草种植主体规模进行“粮改饲”补贴。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土地整治综述及发展趋势研究

[目的]文章旨在对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关于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不同角度的土地整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基于该战略的土地整治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农村土地整治、规划与管理、统筹安排农村各项土地利用活动提供参考。[方法]该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及总结归纳法,对不同角度的土地整治研究进行综述。[结果]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土地整治研究集中于整治策略与路径选择;产业发展角度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土地整治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路径与模式;与生态建设相关的土地整治研究偏重于对土地整治的生态评价,包括生态效益评价、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结论]城乡统筹视角下,土地整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如何有待深入研究;应进一步加深土地整治与农业产业发展之间相关研究;应加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机制及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国土整治工作研究。     

“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下乡村典型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目的 资源、要素与政策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必备因素，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程。梳理资源、要素与政策间的互动关系，理清“资源—要素—政策”互动对乡村发展模式的作用机理，进而提炼4种典型乡村发展模式，并给出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切实促进乡村振兴的提质增效。方法 文章从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维度出发，结合国内不同地区的典型成功案例，构建“资源—要素—政策”相协调下乡村发展的理论模型，进而提炼乡村典型发展模式。结果 （1）资源是乡村发展的基础，要素是乡村发展的动力，政策是乡村发展的催化剂。在政府配套政策的催化下，不同类型的乡村资源在发展要素的带动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2）基于“资源—要素—政策”对乡村发展的作用机理，将乡村发展模式划分为：专业化农业发展型、田园综合体发展型、人文生态资源依托型、小城镇辐射带动型4种典型发展模式。结论 未来，专业化农业发展模式建议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未来建议坚持生态持续化、生活现代化、产业升级化发展；人文生态资源依托型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建议更注重乡村生态化、旅游休闲化、区域联动化和品牌化；小城镇辐射带动型模式，未来建议深入乡村特色城镇化发展。     

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2004—2018年,中国整体的“非粮化”水平呈波动变化,2016年后“非粮化”最为显著;“非粮化”类型逐渐由蔬菜、油料、棉花等多类型向蔬菜瓜果转变。(2)“非粮化”在空间上大致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逐步严重的态势,类型多为蔬菜和油料作物,又以蔬菜为主导。(3)各影响因素中,人工成本和种粮比较收益在后期对非粮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非粮化”现象发生;机械动力水平在前期对“非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期表现为正面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非粮化”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应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应继续保障粮食种植收益、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与服务市场、健全法律政策与制度,以稳定粮食生产。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治评估——以黑龙江省友谊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一项保障民生的重要措施,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增美,更是落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方面。因此,农民满意度对于衡量土地整治的成效具有重要作用,对优化"三生"空间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方法]文章通过对研究区10个样本村进行实地调研,借助熵权TOPSIS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区的土地整治满意度和影响满意度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农业收入占比较大,农户参与土地整治工程积极性较高,并且对于土地整治的效果较为关注;(2) 4个满意度指标的整体得分值较高,说明区域土地整治效果较好;(3)农户人均收入、原有田块整治度、原有道路完善度、原有灌溉完善度对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满意度均有正向相关作用,平均坡度和到城镇最小距离对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满意度具有负向相关作用。想要提高土地整治工程满意度,需从田块本身研究出发,综合考虑田块完善度、道路条件、灌排条件以及区位条件,从而建设农户满意度更高的土地整治工程。[结论]要提高农户对工程建设的满意度,建议前期对项目区田块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道路和灌排条件以及农户收入进行深入调查,尽可能广泛听取农户意见,争取更多农户参与,建设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移非农劳动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户收益的高质量、高标准土地整治工程。     

封闭性突破：农村宅基地资格权“外延”研究——基于Y县B镇试点考察

[目的]妥善解决各类返乡下乡人才居住问题，探索一条非本集体成员宅基地建房可行路径是破除人才回流瓶颈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方法]文章以Y县B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实地调研法、案例分析法与访谈法，构建宅基地资格权“外延”理论框架，解析非本集体成员宅基地建房的具体路径与形成机理。[结果]通过慎稳框定“外延”主体、村民民主决策与权能约束实现资格权向非本集体成员“外延”，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农村发展缺要素、乡村治理有效实践、非本集体成员报本反始、村民要求保障宅基地资格权的现实要求共同驱动“外延”模式的产生。[结论]宅基地资格权“外延”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有序回流农村，村民参与宅基地资格权“外延”全过程并就各项事宜达成共识，促进了村民自治与公民精神培育，基于此，提出淡化“唯户籍论”，适度放宽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标准的对策建议。     

遥感技术在“两区”作物种植结构监测中的应用研究——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例

目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下简称“两区”）划定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文章调查“两区”内作物实际种植情况，探索遥感技术在“两区”作物种植结构监测和“两区”数据更新中的应用方法。方法 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研究区，以Landsat8多光谱影像为数据源，采用遥感监测技术，对研究区范围内2020年水稻、玉米和大豆3种作物种植情况进行监测，识别3种作物并提取地块边界，形成作物空间分布矢量图，与“两区”划定成果图叠加对比，分析“两区”划定情况与实际种植情况的一致性。结果 （1）富锦市水稻生产功能区内水稻实际种植面积占比88.2%，玉米生产功能区内玉米实际种植面积比例为17.8%，大豆实际种植面积占大豆生产功能区的68.8%。（2）富锦市实际种植情况与“两区”划定成果要求种植面积存在明显差异，差异大小因作物不同而不同，主要受当地自然条件、国家政策和农民种植意愿的影响。结论 鉴于遥感技术可以在“两区”作物种植监测中发挥特殊作用，建议农业农村部门采用遥感技术对“两区”范围内作物种品种和种植面积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实际种植情况并更新“两区”数据库，实现精细化管理，进而为决策部门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