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扩张、财政分权及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城市人口密度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建成区面积衡量的城市扩张显著加重了环境污染;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人口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空间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仍表现较强的持续性;随着人口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财政分权由加剧环境污染向遏制环境污染方向转变,而在空间城市化的不同阶段,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均保持稳定的负相关关系。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

结合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本文描述了中国最近10多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并分析了财政集权过程中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利用中国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我们从实证角度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关系,并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面临着无论增加哪种转移支付都可能带来问题的两难处境。要在控制政府冗员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财政上更加分权和行政管理上更有基层参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财政分权无疑对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采用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1986～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省际名义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支出分权比收入分权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对各区域经济影响不同,财政分权的系数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小,表明财政分权将会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试析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

为了使城市能够为更多人口提供生存及发展空间,就必须扩大城市规模,将周边乡镇耕地纳入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范围内,这就造成了保护耕地与城市发展间的矛盾。为了促进城乡的一体化发展,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应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从而为城市的科学合理发展提供切实保证。     

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的中国实践和国际经验

中国式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助推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面临分权体系不健全、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成为推动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形成的制度性因素。本文首先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研究脉络和改革变迁,阐释了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基本原理。其次,基于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两个维度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的形成机制,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选取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探讨其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先进经验。最后,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实,在辩证吸收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监管的相关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由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活动、财政利益相关者及其财政问责构成,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的概括。经济、政治和行政制度决定着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集权"的制度组合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放权"的制度组合下,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都不够完善,可行对策是从政治、行政和财政三个层面上推行分权改革并提供配套措施。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事实与经验阐释

文章在经典模型拓展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政策分析框架,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统计数据,阐释了我国城市住房、交通、户籍和人口等方面的制度或政策影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路径模式,并研究了政府外部干预和市场内在驱动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进的经验事实.研究结论是:(1)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偏向"中心城市"增长、城市首位度偏低等典型特征;(2)受城市行政层级、城市规模控制和户籍制度等政府干预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大、中、小城市的路径选择有别于先发国家城市化实践和城市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结论;(3)中国城市化"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亟须调整,未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及城市体系优化,需要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磨合推进;而当前城市政府的理念更新、职能转变和"城市化红利"公平分享的落实则尤为关键.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竞争行为研究

分权体制框架下地级市政府在制定医疗卫生支出决策时往往会受到相邻城市相关策略的影响,从而引发城市间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文章选取了2007?2013年中国28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分权体制下地市级政府卫生支出的策略互动行为,并揭示出财政分权及其城市间空间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在政府卫生支出上存在显著的互补型策略互动,这种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省区城市间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政府卫生服务供给;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地市级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策略互动对政府卫生支出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从而较好地解释了政府卫生支出比重徘徊不前的原因.由此,积极利用竞争、激励机制以及实现财政体制安排的优化变革来引导政府的卫生服务供给将是重要的政策选择.     

财政分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财政分权制度安排来看,由于制度供给的缺失,自上而下形式,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留下了博弈空间,具体表现为财权争夺中的机会主义与商业化倾向和事权分担中的相互推诿,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中央政府要从多个方面完善财政分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建设用地变化驱动机制研究——以广西省柳城县为例

探寻建设用地变化扩张情况及其驱动机制,揭示了建设用地变化的规律特征．通过实证研究和模型研究得出,柳城县建设用地的总量呈增加态势,其扩张速率呈现出快速一平缓的波动变化;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是柳城县建设用地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要加强耕地保护,严格控制建设占用土地,优化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模式,严格限制建设用地的低密度蔓延式扩展,使建设用地得到集约高效利用。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