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FDI的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

利用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就FDI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和江苏、浙江和上海不同地理单元的27个制造业整体及不同类型组(高、中、低技术产业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内资企业具有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江苏和浙江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上海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FDI技术溢出的动态演进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与等量的国内资本相比,FDI通常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更先进的组织与管理技能,但FDI带来的到底是技术溢出还是挤出效应？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利用水平最高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法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算.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DI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流入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具有长期稳定的显著促进作用,即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过程,持续时长约10个周期,而且外资通过前向、后向或水平关联效应对广东省的国内投资形成拉动与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FDI溢出、出口导向效应与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07)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数据,从FDI溢出及出口拉动效应两方面度量了FDI对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以及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近年来外资的进入及其出口导向的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该行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溢出效应主要局限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内资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作的投入对其吸收FDI及其出口正向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交易费用解析

本研究基于计量回归法构建了FDI的“技术溢出指数”,并根据交易费用学原理,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FDI技术溢出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优先强化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提高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联程度,以进一步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     

技术差距、FDI知识溢出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R&D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对于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而言,FDI渠道的知识溢出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非线性影响。     

FDI关联溢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文对国内外FDI关联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作了全面的综述.从理论研究来看,无论是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还是运用局均衡的分析方法,FDI关联溢出效应既有可能为正也有可能为负.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越复杂,总部和工厂之间的信息成本越高,跨国公司比国内企业更加密集地使用当地生产的中间产品,跨国公司的进入便会产生很强的关联效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所产生的竞争效应会降低后向关联效应的程度.从经验研究来看,FDI后向关联溢出效应绝大多数情况显著为正,并且以FDI关联溢出效应为主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远比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发生更加普遍和显著.FDI的类型、技术差距和外资的股权比例是影响FDI关联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将影响FDI关联溢出效应的其它因素如人力资本、研发效率、金融市场效率、人均收入等融入理论与经验研究模型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来自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1—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吸收能力对本土企业TFP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溢出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水平方向和前向关联渠道上,调节效应呈现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吸收能力的这种作用对私营企业尤其明显。     

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一个综述

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因此服务业FDI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产生的经济溢出和技术溢出通过服务业跨国公司跟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垂直关联而实现,但这种溢出效应也受到当地企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当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当地市场的竞争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证实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的结论.未来研究有望在FDI理论的框架下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服务业FDI理论体系,并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制度约束、FDI技术溢出渠道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将制度约束纳入到FDI技术溢出渠道中,并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通过OP三步法获得技术进步指标以科学衡量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真实状态,然后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分析FDI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转轨过程中所特有的制度约束使国内企业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在这种制度约束下,FDI三种技术溢出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各异;FDI来源渠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也不一样,制度约束显著影响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外资溢出影响分析——基于数据包络与灰关联分析方法

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较大,不同细分行业中外资溢出存在差异,不同溢出途径对其影响不同.利用2004-2009年中国高技术行业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实证研究高技术行业内外资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考察外资技术进步对内资的影响,并根据外资溢出途径采用灰关联法进行关联排序.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局限性及因应策略

利用索洛刺余模型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我国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以溢出效应三个途径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导致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对国内外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FDI的行业间溢出效应尤其是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或为负向溢出效应;技术差距、交流成本以及FDI进入方式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理论研究发现:适当的技术差距和市场容量能使FDI进入产生明显的后向关联效应,并增加上下游行业的产出,同时会促使跨国公司向本地供应商进行非排他性的技术扩散;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结构显著影响FDI后向关联溢出效应——这是实证研究很少涉及的部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