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改革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的行使逻辑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改革举措，开辟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赋权之后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如何行使，成为当前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总结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共有在权源、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的特殊性，阐释职务科技成果共有权的规范行使要求，强调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目标的协调，进而揭示职务科技成果共同所有权行使的典型风险。研究发现：事前的风险防范需优化权属自治，引导科研人员和单位在赋权协议标准条款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充分与细致的协商；事中的风险防范需加强动态管理，建立沟通交流渠道以促进协同防范；事后的风险防范需厘清各方主体的责任，落实风险共担以回应权责利的统一。     

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公私法协同路径研究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是提升科研人员主体地位、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动力、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探索。目前，我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面临法律、实践和技术层面的多重障碍，有关改革试点政策本身亦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路径选择对其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意义，必须首先厘清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及其路径选择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范畴。在此基础上，审视发现我国现行公法路径凸显出诸多问题，而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私法路径逐渐受到青睐，我国应当从国情出发，坚持公法与私法协同的混合法路径。具言之，既要保证科研人员权属自治自由，也要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的监管规则与权责体系，并以此为基进一步制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法律释义及实现路径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是从权属规则设计上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国家政策。但现行《合同法》、《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相关规定对政策试点形成制约,弱化了政策实施力度。从法律视角廓清科技成果定义及类型,界定科研人员性质及范围,探寻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的政策目的,并对政策执行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提出以意定优先为原则修订相关法律,以有利于科研人员的基准进行立法解释,并通过单位与科研人员事前协议、约定职务科技成果归属等路径,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依法赋予科研人员,从而解决法律规定与政策执行冲突,确保政策实施的法律正当性。     

立法视角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规定模式对比研究

职务科技成果权益归属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科技成果的权利性质、权利归属和管理权限划分,是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用的前提和关键所在。目前各地区都在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很多地区在地方性法规中对其进行了规定。总结了我国各地法规对于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的规定模式,并对比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势。研究发现：目前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在地方立法中的规定包括原则性规定、奖励一定比例权属份额、分类规定权属、赋予全部或部分权利、单位弃权后科研人员优先取得等5种模式,不同模式各有优劣;即便是同一种模式,在不同地区立法中也有着不一样的解读,对于各地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改革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组织能力与衍生创业间关系研究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是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制度设计。现有研究多从权力改革视角探究赋权科研人员的作用效果,忽视了权力改革后组织能力支持对赋权效果的重要影响。选取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深入探究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组织能力与衍生创业的关系。结果发现,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权对科研人员衍生创业具有正向影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收益权下放程度与科研人员衍生创业呈倒U型关系;组织能力中的组织文化塑造能力、组织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制度构建能力分别在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影响衍生创业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专利制度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运行机理及改革路径

一直以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都是社会热点且亟待解决。权属分配是政府引导转化工作的突破点,而权属分配又与专利制度紧密相关。“拜杜法案”以美国专利法修正案形式发挥着促进成果转化的作用,也同样暗示了专利制度对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现阶段,确有必要探讨成果转化激励失效与专利制度的关联性,分析专利制度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运行机理及决定性作用,并结合我国部分地区改革实践经验与相关法学理论观点,论证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合理性。同时,对赋权改革如何疏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进行分析,结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展望专利制度变革及相关规则体系建设的前景与方向。     

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规范表达与完善措施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借助共有制度，将单位与科研人员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民事法律关系，但从规范性视角而言，其存在三方面问题：①客体范围不清晰；②团队主体化与法律不兼容；③共有权行使缺少规范性建构。由于共有关系的运行依赖于客体合法性、主体有效性以及共有权行使规则的合理性，因此上述3个问题直接影响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效果。基于政策法律化和法律政策化原则，在共有制度三要件的逻辑框架下，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政策目标，建议从3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通过修正《科技进步法》或扩大解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扩大试点单位享有的知识产权范围；第二，明确单位与科研人员的二元主体结构；第三，构建符合政策目标的共有权行使规则。     

单位对科技成果法定范围、权属主体的限制解释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容易扩张科技成果认定权,对单位科技成果的范围、权属主体作出扩张解释。单位的扩张解释态度,有其政策与法律依据,但是,过度扩张解释容易导致科技成果虚报和科技成果造假,从而挫伤研发者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实务操作中,科研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成果的认定,既应当受到不允许类推解释的限制,又应当受到同行专家审查的限制。在职务科技成果认定中,应当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条所规定的任务标准、资源标准进行限制解释,合理限缩职务科技成果认定范围。     

税收法治的实质界限:审查标准与操作

税收法定原则阐释了税收法治的形式要义,却不足以证明法治的实质内涵,无法证明税收立法本身的正当性。而比例原则作为审查法律合宪性的重要原则,虽尚存争议,但其主张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衡量,正契合了税收法治的实质要求。在比例原则的适用中,税收立法所欲实现的公共利益应符合宪法要求,当具体税种与对应公共利益的直接关联难以确立的情况下,可以逻辑推导出对政府单项财政支出的合宪性考察,即是对税收立法目的之实质审查;在对税收手段的审视中,只有通过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测试的税收立法才符合正当性的标准。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配置中的权责规范化研究

国家为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科研人员以及对转化有重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及报酬提供了一系列法律支持。但是,由于国家及单位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配置中权责不清、规范化程度较低,使得收益的有效配置受到一定限制,有关奖励及报酬的激励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科技成果转化收益配置优化需要以权责为核心的法治规范化为引导,国家应赋予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提高收益配置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首先,需明确国家在其中的权力与责任;其次,应着力降低科研机构在正当行使“更大自主权”过程中可能承担的不当责任;最后,应在尊重权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能够破除现有体制障碍并从根本上激励成果所有人的转化积极性，具有重要推广意义。但现实中，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推行还存在诸多法律障碍，制度本身亦存在内容不明确、操作不便利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内容及适用主体、对象和方式，并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不断创新和优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建设。     

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

国内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已开展5年时间,旨在将科技成果部分产权分配给科研人员,通过权利变革改善高校科技创新状况。关于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影响,目前缺乏整体定量评价。运用双重差分法计算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的整体影响,进而测算产权结构变化对试点与高校创新效率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试点对高校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因赋权而产生的高校与科研人员共有产权关系没有发挥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而高校与多元主体共有产权关系正向影响试点改革对高校创新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加快构建精准的混合所有制权利配置体系,明晰主体间产权关系,推动高校与企业等创新主体开展高质量合作,逐步实现试点区域协同管理。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实障碍及其破解机制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实早已引起社会各界警觉,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将权属改革视为破解圭臬,并未实现预期目标。事实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障碍是专利技术水平和转化价值低、专业转化人才与机构缺失、中试环节薄弱且资金匮乏。因此,为了针对高校成果转化痛点精准施策,释放创新驱动效能,我国应改革专利管理体制和科研评价机制,提升专利质量并加大科学研究对企业需求的关照;可借鉴牛津大学的做法,由高校在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独资建立自负盈亏的专业转化服务公司;优化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引导多元风险资金进入,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