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研究,以期对重庆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乡村旅游环境质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成评价准则层,向下分20个具体指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系统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在评价准则层中,四个部分的权重分布为乡村旅游环境质量(0.465 8)乡村旅游资源开发(0.277 1)乡村旅游社会发展(0.161 1)乡村旅游经济发展(0.096 0);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有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0.377 0)、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0.370 8)、乡村旅游扶贫效应(0.350 2)和乡村绿化率(0.326 5)。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为83.50,为2级水平。[结论]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在环境质量、开发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上较为均衡,且有较大提升空间,应重点加强四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环境和资源开发的优化;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整体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制约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乡村旅游的投资力度,吸引优秀人才,提高旅游就业率成为重庆市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调查及区划研究

[目的]针对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和乡村旅游规划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为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支持。[方法]采用实地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对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全省范围内的乡村旅游规划布局,据此提出进一步促进云南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议。[结果]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可以将乡村旅游资源分为5种类型,分别是:村落古镇景观型、民族民俗文化型、自然生态环境型、农事农耕生产型和特色物产经济型。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具有典型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区域具有各自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具体可分为6个区:滇中湖泊盆地乡村旅游资源区、滇西和滇西南低上山河谷乡村旅游资源区、滇西北高原山地乡村旅游资源区、滇东南喀斯特山水乡村旅游资源区和滇东北红土高原乡村旅游资源区。云南省乡村旅游实行分区规划,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区域保持一致,也分为6个区域。[结论]云南省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空间分布特点突出,全省乡村旅游规划合理布局协调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对提高区域经济收益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北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研究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随着"三农"问题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的有针对的战略考量,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内部社会经济体系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因此,科学客观地评价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特征及其差异性,并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对于新时代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文章选取河北省为典型实证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性指数进行测度,运用ESDA等空间分析方法探究空间分异格局,并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和数理统计方法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河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差异明显,并呈现出"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的分布态势;河北省乡村性指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在总体趋势和局部相关性分析中呈现"U"型曲线和"两核一带"的空间格局,邻域单元相互作用显著;根据乡村性指标体系的评价层特征,可以将河北省乡村发展划分为产业主导型、生态友好型、内化提升型、资本推动型和均衡发展型5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存在着差异。[结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目标发生改变,通过对乡村性这一综合指标测算可以揭示区域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差异,从而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客家乡村旅游发展时空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目的]以客家核心区梅州市为例,探讨客家乡村旅游时空演变及其动力机制,以其为客家乡村旅游开发提供理论支持。[方法]运用计量地理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对客家乡村旅游时空演变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时间维度上,客家乡村旅游发展阶段性特征鲜明,经历了萌芽、兴起和蓬勃发展3个阶段。空间维度上,客家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类型由均匀型向凝聚型演变,并呈集中分布,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程度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客家乡村旅游时空演变的动力机制,其主要来源于外生和内生动力两方面;外生动力包括市场驱动力、政策驱动力和交通驱动力,内生动力包括资源驱动力、品牌驱动力和村落拯救驱动力。针对研究结果对客家乡村旅游发展从市场挖掘、政府支持和保护性开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启示性建议。[结论]客家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对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动力机制的深入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做好客家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客家乡村振兴。     

地理大数据视野下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类型区划研究

[目的]随着农业多元化进程,在乡村地带出现的旅游产业空间具有独特的发展特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过程中,城市群建成区之外的乡村地带是协同发展的重要阵地,休闲旅游是其重要的产业抓手。京津冀乡村旅游类型特征和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规律和特征,这种规律和特征对指导乡村地域规划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实践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是大数据与传统旅游地理学方法的结合,利用网络数据采集手段抓取所有乡村旅游数据,通过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属性信息,依托统计分析工具将乡村旅游点进行聚类划分,并以空间因子解释刻画乡村旅游空间类型。[结果]通过地理空间大数据的方法对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进行区划,12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剔除了平均温度、人口密度、GDP等3个指标,其余指标可划分为3个主成分。3个主成分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空间聚类与合并,可形成4类空间。[结论]乡村旅游本底条件、配套设施条件、客源吸引潜力是京津冀乡村旅游空间区划的维度,京津冀乡村旅游可划分为近郊游憩型、景区集聚型、农业休闲型、山野/原野度假型等类型。每种类型在与城市的距离、立地属性、交通条件、旅游资源、游憩机会等方面有各自特征,具有不同的集聚规律。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空间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旨在探讨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关系及其发展现状,从交通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个方面发现问题,并提出空间协同发展的优化措施,以期为本地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路径。[方法]文章以甘肃省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和358个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发展的意义与机理;其次从数量空间、质量空间和空间耦合协调度3个维度分析了二者的空间协同关系;最后运用ArcGIS软件从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方面分析了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协同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优化措施。[结果]（1）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数量空间关联显著,质量空间关联属于优质协调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水平表现为良好协调。（2）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旅游示范村的交通可达性低于A级旅游景区。（3）甘肃省旅游经济要素点整体密度值较低,南北分布差异显著。[结论]（1）加快区域内游客集散中心建设。（2）在旅游资源拟合程度较好的区域发展高等级道路。（3）在乡村旅游示范村和A级旅游景区拟合较好的区域,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

[目的]梳理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类型,精准定位和挖掘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和推动山西省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方法]文章对山西省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整理和分类,建立乡村旅游地的矢量数据,借助ARCGIS软件和空间分析模型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分异性,并借助地理联系率探析其与经济、景点、历史名村等多因子的关联程度。[结果]（1）山西省乡村旅游地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点,形成了明显的“一核两带”的集聚态势。一核即以阳泉市为中心的核心集聚区,两带即沿太原—晋中—吕梁的晋中集聚带,以及沿长治—晋城—临汾的晋东南集聚带。结合山西省乡村旅游地特点将其分为自然景观类、风俗文化类、特色农业类3类,数量分别为72个,69个和133个。（2）区域层面上,临汾市市自然景观类居多,晋城市以民俗文化类为主,太原市以特色农业类最多,晋中市、阳泉市2市种类分布较均匀,表现为多元化发展趋势。3类乡村旅游地均呈现一定的集聚分布态势和区域分异性,其中,自然景观类区域分布相对较均匀,且呈现多点的高核密度集聚态势;民俗文化类乡村旅游地主要分布于晋中和晋西南地区;特色农业类主要分布于经济、交通、人口等条件均较优越的中部地区。[结...     

重庆市乡村空间结构及驱动力研究

[目的]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为了促进重庆市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空间结构进行整体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法]文章利用数据统计法和文献查阅法对各区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利用Arc GIS软件分析乡村空间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指数,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重庆市乡村空间结构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重庆市山地类型的居民点面积占到56. 4%,丘陵面积占37. 5%,平坝所占比例为6. 1%;大渡口区和南岸区村庄密度最大,分别为0. 31个/km2和0. 39个/km2,分布密度从内而外逐渐减小;重庆市乡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包括地形因素、交通条件、城镇化水平和耕地因素等。[结论]重庆市乡村空间分布呈聚集分布,其分布特征与城乡距离有关。为了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建议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乡村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乡村空间布局进行优化重组,为我国乡村空间结构的规划提供参考。     

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评价

［目的］探讨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优化乡村旅游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评价，有利于完善区域旅游资源，进而促进其均衡发展。［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最邻近指数分析其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层析分析法对其乡村旅游进行评价，根据结果提出相应优化措施。［结果］（1）重庆市都市区的最邻近指数最高为0814，其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0735，城市发展新区为0697；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为0402，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凝聚分布； （2）重庆市乡村旅游优化评价指标中旅游资源、道路设施、生态环境和综合管理的权重分别是0357 1，0253 6,0230 1和0159 2，得分大于70分以上包括乡村森林覆盖率、公路的便捷性、乡村气候舒适度、保障机制、经济水平、游客容量和客源条件，其他指标得分低于70分，包括服务中心数量、乡村旅游专线、乡村空气质量、农民拥有的道路面积密度、乡村公路等级、文化价值和管理者素质，这些也是重庆市急需优化的方面。［结论］整体上重庆市乡村旅游综合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应加强该方面的投入和管理，促进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     

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

[目的]通过对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其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以期对四川省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开发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4个方面20个具体指标构成评价综合层,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系统分析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在综合评价层中,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开发情况的权重值分别为0.426 5和0.328 4,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0.104 2和0.140 9。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85.48,为2级水平。[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有较大提升空间;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增加交通便捷性,培养一批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是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地理集聚状况、地理联系程度、发展等级分异,以准确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59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00个休闲观光园区、82个生态旅游示范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学计量方法和GIS技术,综合运用基尼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估计值、乡村旅游等级发展指数,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地类型丰富,按所占比例依次为山地景区旅游带、过渡区旅游带、市区边缘旅游带、小规模旅游带4种类型。(2)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中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松的分布特征,地区间发展分异明显,且乡村旅游地与地区经济、人口要素匹配性高。(3)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多核心带动型,发展等级豫北最高,豫中次之,豫南和豫西居于中间,豫东因缺少核心带动城市而成为全省低谷地区。(4)人均GDP、人口密度、城乡人口结构、国家景区依托、公路铁路干道交通、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程度高,且与国家A级景区分布高度吻合,应注重打造乡村旅游与A级景区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打造"大旅游"片区;同时高集聚分布也代表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等级空间分异明显,应围绕豫东、豫南打造核心城市,以弥补发展短板。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目的 探究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为该省乡村旅游多样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筛选湖南省的2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类型界定和划分，然后分别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全省、地级市、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地综合分析。结果 （1）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可以划分为4个类型，包括自然景观类、休闲度假类、特色农业类、民俗文化类。其中休闲度假类比例最大（31.52%），其次是民俗文化类（30.80%），自然风景类（19.57%），特色农业类（14.86%）。（2）湖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整体呈集聚状态，形成以“长沙—湘潭”为核心的“常德—长沙—湘潭—衡阳”主体集聚片区，重点分布在为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以及以长沙和株洲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周围。5A景点、水系分布、道路交通、中心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其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3）湖南省4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均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分布，但是集聚态势各不相同，以特色农业类集聚程度最高，民俗文化类和休闲度假类次之，自然景观类集聚程度相对最低。各类型在地级市的分布相对均匀，每个区域仍有各自的特色旅游类型。结论 湖南省乡村旅游点分布整体呈集聚态势，且乡村旅游类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自身特色，做到精准定位。其次各类型协同发展，目前湖南省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发展较快，需要严把质量关；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可以深入挖掘，尤其是湘西、张家界和怀化3市区等。此外积极推动高级旅游景区建设，完善湘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等，进一步推进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健康发展。     

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从空间角度分析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时深入探讨其驱动力，全面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以郑州市为例，通过洛伦兹曲线、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和基尼系数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进而选取24个驱动力指标，通过计算相关性系数对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1)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惠济区、登封市、二七区等市区；(2)但各市区的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上街区的最邻近指数大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均匀型，巩义市、新郑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中牟县、经开区、高新区、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的最邻近指数小于1，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呈凝聚型；(3)郑州市各区的地理联系率均在94%以上，基尼系数均小于0300，说明郑州市整体上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均衡。(4)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与24个驱动力指标均正向相关，其中乡村特有的景观、距离市中心的距离、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村的数量、农民人均收入、民宿、停车场数量、道路标识系统的完整性和互联网覆盖率与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显著（P<005）。［结论］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受多个驱动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发展时期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调控驱动力系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以及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识别及评价研究

目的 通过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以期为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 在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中,休闲农业产值对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度最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其他驱动因子的影响最大,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额、文化产业支出比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休闲农业产值、环保资金投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然气普及率、乡镇卫生院个数共9个因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因子。结论 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乡村就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易受到其他因子影响,充分掌握重要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济宁市乡村振兴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正确协调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因子,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是促进济宁市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因素是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因素,加快补齐济宁市农村民生短板是其乡村发展的关键。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结构分析

目的 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探析重点村的结构类型及分布规律，以期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模型和ArcGIS分析软件，对西南地区2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的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和类型进行梳理，综合探讨其空间结构异化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和空间数据叠加法综合剖析其内在的分布规律，并提出相应发展策略。结果 （1）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表现为 “核心—边缘型”集聚形态；集聚核心包括贵州片区、西藏片区2个高密度区，以及重庆、四川2个次密度区；（2）重点村类型以民俗文化类最多，占比44.0%，其次是自然风景类和特色农业类；从省域层面来看，重庆以特色农业类居多，贵州以自然风景类为主，四川、云南和西藏重点村类型相对均匀；（3）区域GDP值、国家5A级景点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数与重点村分布的地理联系率L值分别为99.76、99.85、99.86，空间关联程度紧密；（4）重点村分布具有沿地势起伏较大区域和河网区域集中分布的趋势，并集中分布于GDP较高区、省会城市缓冲区以及道路主干网集中地带，并以此为核心向周边呈发散状绵延。结论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类型结构以文化民俗类占比最高，各省区类型分布不均衡，组成结构差异明显。地势和自然条件对大部分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人口、道路交通等因素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