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度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显著正相关，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各项收入构成加速增长，但是作用大小与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城镇化的空间组织模式密切相关。总的来说，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由农业发展与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所推动的城镇化，以及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产生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大。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当前不仅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还要在重视工业化的同时重视农业现代化，在大力发展省会和大城市的同时切实加强中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就地城镇化。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现有的文献大多证明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围绕基础设施跨区域溢出效应的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利用中国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相邻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是显著为正的;(2)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相邻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远远超过跨区域的溢出效应;(3)铁路基础设施与公路基础设施相比,公路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更加明显,而铁路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财政对策构想

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的特征,除受收入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对策建议主要有:完善财政支农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85~2010年的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作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的过程,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逐渐下降.因此,在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也要兼顾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解释

利用新经济地理学中核心-边缘(CP)模型,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客观上产生了促进农民进城务工的效果,但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因素的制约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只有当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超过一定门限值时,这一作用才呈现正向的促进效果;反之,则有可能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同时探究城乡收入差距各子维度对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影响效应,通过关键维度识别,更细致地解释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乡镇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要素配置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以要素配置为切入点探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并划分样本讨论地区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优化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总量生产率。分样本检验显示,内陆地区对人才与资金的需求缺口较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效应的边际贡献显著;由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未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中介路径并不显著。     

农产品品牌、市场一体化与农业收入增长

农产品品牌和市场一体化是影响农业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农产品品牌和市场一体化纳入理论框架,通过构建多区域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农产品品牌和市场一体化对农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理论研究发现,提高农产品品牌化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对本地农业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产品品牌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对于周边区域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除农产品品牌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体现,全国层面的经验分析均验证了理论命题;分区域的检验呈现分异特征,农产品品牌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对于东部地区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未来应全面推进品牌强农战略,全国层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品牌体系和农产品区域市场一体化体系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实证研究

信息消费正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2--2008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农村信息消费的增长．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农村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促进我国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财政支农、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基础上,构建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对农支出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波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通过运用中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利用２ＳＬＳ和ＧＭＭ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对农支出确实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波动则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实证结果还表明,滞后二期的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消费有抑制作用,滞后一期则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时期内的 计划性和“棘轮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居民收入、社会福利支出与我国人身险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就我国人身险的规模与国内经济、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及居民收入对人身险密度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经济规模、居民收入和人身险规模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人身险规模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增长,人身险密度的增长主要依赖城市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而我国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还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我国人身险总规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