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来自北京市文化创业企业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环境下,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公司治理实践上看,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任人唯亲”呢？本文基于最优授权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使用一个独特的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有创业经历的或文化水平低的企业主更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而男性、有管理学背景或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主更不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惯性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之路上,始终贯穿改革的驱动力量以及转型过程中受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惯性约束。本文首次将惯性机制引入中国经济增长特性转变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特性在由“低增长、高波动”向“高增长、低波动”的转变中经历了长达16年的过渡区(1977-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惯性形成动因已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期复杂多元的经济模式、独特的分权结构,以及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依赖下的渐进式增量改革,转变为长期扩张式发展模式下对经济增长率的盲目追高和“GDP崇拜”。     

转换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竞争策略

在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存在下互联网产业通过产品创新活动争夺市场份额。某些“创新”的主要目的为排除竞争。互联网产业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是：企业依靠外部融资支撑的策略性创新，降低消费者向其产品转换的成本，争夺市场份额，并在投资约束的限制下走向合并，最终抬高了市场集中度。特别的，转换成本的存在让企业有动力通过事前控制转换成本的创新，争夺事后的市场势力，并且“收割”事后锁定的用户。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企业捐赠、市场认知与盈余信息含量

企业的捐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慈善的“社会责任”动机,也可能表现为战略性绩效改善动机。本文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中,捐赠行为还没有被市场所认可,股东会认为捐献降低了可供股东分配的资源和利润,损害股东利益,因此给予负面评价。市场对于不同的捐赠动机会给出不同的评价。如果企业捐赠更多地表现为战略性绩效改善动机,那么市场会给予积极的正面评价,这种捐赠能够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可能的原因在于,市场和投资者现阶段更加关注的是企业的短期盈利问题。     

发行公司债券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文章针对公司债券在企业盈利能力中的影响,通过对样本企业在2006年～2009年四年间公司债券发行额度、年末资产、融资成本利润率及企业净利润进行分析,发现通过发行公司债券能够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发行公司债券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但由于公司债券自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其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溯因:融资约束理论抑或委托代理理论

对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考察与实证检验,发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股利支付少、高管持股低、代理成本小等诸多公司特征;通过融资约束分组检验发现,高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为正,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实证研究表明: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比,融资约束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     

企业微观波动及其对宏观政策的含义*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波动现状，讨论了企业微观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后企业微观波动（不能通过宏观、行业或企业特征所解释的企业层面的波动）显著增加；（2）企业收入、利润和就业波动的程度和趋势有所不同，就业波动相对平稳；（3）从企业波动对宏观政策的含义看，微观波动可能加剧企业“等待-观望”，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短期效应，更小的真实效果。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结构性去杠杆下的中国宏观经济*——2018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物价水平稳定，就业形势整体向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需要警惕消费增速过快下滑、宏观税负进一步加重、民间投资复苏乏力、部分企业效益状况显著恶化、去杠杆过程中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加剧等主要风险点。此外，杠杆率高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中国的杠杆率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均体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为此，中央在2018年专门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新思路。在“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既要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谨防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风险，又要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分析——金融发展视角

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融资约束问题。在现有金融制度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与国有企业相比融资成本高昂,企业面临超常的财务风险,易于陷入破产的境地;由于高额的利息支出不能记入成本,不得不采取偷税漏税来抵补损失的税收挡板,进一步加大经营风险,民营企业发展必然受到严重桎梏。     

企业内部财务控制

内部财务控制是把控制理论作为基础原理和办法,对财务业务采取专业有效的控制、制约、评论等一整套的办法、技术、过程和理论的总称,目的是达到财务业务的预期标准。财务控制在企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能够及时发现并且纠正企业可能存在的离计划的目标及各种法规等越来越远的情况。它的主要目的是让企业的各项资源能够得到经济有效的使用,以便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帮助企业实现自己所制定的目标,保证企业有效地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保证企业经营数据及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企业增长模式转变的产业金融路径解析

中国企业在各种经济条件的约束下面临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可持续的增长需要摆脱传统的静态的思维模式,寻求创新的路径和方法。本文提出了从产业金融的角度来使企业经营资本化,来获取创新增长的战略性资源,突破企业转型的瓶颈,实现企业现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变。文章还分析了产业机能的“非证券化”趋势、产业金融的战略内涵以及企业增长转型的产业金融战略选择。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Inside Shadow Banking in China: Credit Driven Growth vs. Financial Stability

Shadow banking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in China since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hadow banking has also played an increasing role in supplying credit. I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and assess its impacts on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 argue that, due to the loose regu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dow banks, these banks tend to adopt business practices that elevate institutional risks. At the systemic level, shadow banks have contributed to credit expansion and credit-driven growth. However, such growth entails significant financial risks and renders the macro-economy financially fragile. I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imminent fullblown financial crisis, calling for policy actions.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