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与县域经济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托于数字技术的移动支付能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能？文章使用2016-2020年中国县域数据及北京大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支付可以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移动支付指数每提高1%,县域实际GDP提高约1849万元。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约束、缓解市场规模约束以及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是移动支付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贫困县、西部地区、低经济发展区域的经济有更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表明移动支付能够发挥普惠效应,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推动力。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在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存在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为移动支付对县域经济的增长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研究

中小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中小企业的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影响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效应和机制。影响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结构性错配，驱动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特别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内部积累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优化产业升级两个路径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优化发展、中小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新基建、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协调

文章选取2013—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法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可明显抑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可显著促进资源配置能力提升，阻滞市场分割。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新基建发展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局面，遏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为最大化发挥数字新基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的能动效应，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治理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基于乡镇合并改革的经验证据

乡镇是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最后一公里”,科学有效的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基层治理的基础。本文基于2000—2019年我国乡镇合并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乡镇区划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乡镇合并提高了县级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约2.6%,其正向影响随时间推移逐年增强。机制分析表明,乡镇合并能够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带来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集聚,吸引企业进入与新增投资,从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乡镇合并改革的规模效应在胡焕庸线以东和长珠三角地区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本文探索了乡镇区划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为当前行政区划的科学设置与基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了学理依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碳排放效率提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低金融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2015年之后数字金融相较于2015年之前,发展更加迅速,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显著为正。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效率、经济发展质量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分位数回归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不同分位的碳排放效率存在异质性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存在负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普惠金融如何实现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究竟有何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能否平等地获益于普惠金融呢?文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018个县域的数据,分层比较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阶层群体减贫增收作用的异质性及促进减贫增收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增收.但是,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群体存在显著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村居民的减贫增收作用要明显小于非贫困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缺乏,内生决定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对于贫困县,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因此,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时,应实施不同的瞄准机制,避免出现"瞄准性偏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的精准性.     

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造平衡面板数据，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微观效应。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优化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居民家庭实现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居民各类收入水平、降低收入与消费不确定性、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机制推动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处于高数字创新要素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金融可得性地区的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因此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普及与应用是实现消费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